光阴荏苒，步履匆匆，转眼间，我在济宁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已经二十八年。这些年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在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的厚重文化里熏染，一家人与这方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我开始上小学。身上的衣服，是母亲家织的粗棉布裁剪的；脚上的鞋子，也是母亲做的千层底。

除夕夜穿上母亲做的新鞋，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我家兄妹多，母亲做的鞋只能一人一棉一单两双，得爱惜着穿。下雨的时候，我常把鞋子夹在腋下，光着脚上下学。若是赶上雪天，我们兄妹会抢着穿父亲编的草鞋。那鞋底是木制的，鞋帮用苇缨编织，里面垫上一层软软的麦秸，草鞋又笨又重，得趿拉着走，不多久鞋底会沾满积雪，一天下来，脚踝酸痛，脚掌也会磨出水泡，本来就有冻疮的脚又痛又痒。第二天，再也没人愿意穿了。

1985年，土地包产到户已经六年，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我家还在村头盖起了五间大瓦房，买了自行车、缝纫机、挂钟、收录机“三转一响”。那年秋季，棉花丰收，我随父亲排队两天一夜，把三四千斤籽棉卖给棉厂。父亲数着“大团结”，脸上的皱纹乐开了花。我趁机提出怀揣了很久的一个心愿——买一双回力牌球鞋，父亲爽快地答应。十四岁的我，穿上了有生以来第一双球鞋。

那一年，我到镇中学读初中，常在篮球场上跳跃飞奔，个头就像春天拔节的麦子，一下子蹿过一米七，脚板儿迅速膨胀，心爱的回力鞋越来越挤脚，“穿小鞋”的感觉实在不好受。我用剪刀在鞋前头挖了两个洞，大拇趾像雨后的知了猴钻出洞来，鞋子的空间舒缓了许多。

1987年春节，在河南公路干临时工的大哥回家过年，给家里人买了礼物，我收到的是一双白色塑料底黑布帮的高跟鞋。这是我第一次穿高跟鞋，感觉十分洋气惹眼。正值青春期的我，再也不肯穿母亲做的鞋。

1989年，高考之后的暑假，我到河南投奔大哥，利用假期在建桥工地打工。干了一个半月，扣除饭钱领到83元工资，我花27元买了一双皮鞋。暑假开学，我穿着皮鞋进了大学校门。那时候，学校门口总会有两三个修鞋摊，我让师傅给钉上铁掌，走起路来咔咔地响。

1992年，在河南干了十二年临时工的大哥下岗了。他不愿回家种地，辗转来到山西矿区做起了贩卖旅游鞋的小本生意，算是赚了第一桶金。后来经营地方名吃，有了一技之长，收入稳定，不久在城市买了商品房。1995年，三弟也开了餐馆，生意做得比大哥还要红火，不仅买了住房，还买了越野车、门面房。

1998年，父亲已经六十岁。辛劳大半辈子，从土坷垃里淘金，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为我们弟兄仨盖起三处院落。我们兄妹四个还算争气，两人大学毕业成了“公家人”，两人从事个体经营，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衣食无忧，日子一年比一年好。那一年，我们终于说服父亲，搬进城市和我们一起生活。从此，父母扔掉了下地劳动的解放鞋、胶鞋，换上了舒适的休闲鞋、皮鞋，开始了不一样的城市生活。

1998年，我从单位分得一套九十多平米的福利房，专门在门后打了一个三层的鞋柜。没用两年，发现鞋柜打小了，只能存放应季的鞋子，换季的只好打包放进储藏室。

2015年，我又团购一套四室两厅的商品房。这次订做了两米多高的大鞋柜，容纳四五十双鞋子应该没问题。然而，搬新家才三年，鞋柜已经满满当当。

2018年春节前，我问父母想要什么，过年了总得添件新衣、买双新鞋。母亲乐呵呵地说：“啥也不用买，过生日的时候，你们兄妹给买的新衣服新鞋还没穿呢！”八十岁的老父亲一遍遍感慨，“四十年前盼着能吃饱穿暖，三十年前盼着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如今要啥有啥，天天都像过年一样，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啊。”

大年初一，一大家十六口人聚在一起吃年饭，男女老幼延续老家过年的习俗，人人新衣新帽新鞋，个个精神焕发，兴高采烈。

清明节，三弟开车陪父亲回了一趟老家。父亲惦记着二叔，把自己穿不着的衣服、鞋子带去一大包。回来后，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老家的变化：村西头的小河水变清了，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家家用上了自来水液化气，精准扶贫搞起了蔬菜深加工，村里还建起了文化大院……平时话不多的父亲讲起来滔滔不绝，眼睛里始终闪着泪光。“对啦，还有一个事儿忘了告诉你——咱村的支书说，党的政策越来越好，政府正在搞农村振兴，把咱家的地流转给别人种，年底还能分红……”

我站在高高楼台感慨万千，深情回望时代的变迁和我们家走过的四十年。泪光朦胧中，我仿佛看到年轻时候的母亲，正俯身煤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赶做过年穿的新鞋，针脚儿是那么细，那么密，好像绵长的岁月，一刻不曾停息……

■心飞扬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