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河开凿记：元代与明清线路殊途同归 姜传岗 元代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始于会通河，然而会通河是如何开凿的，其具体线路如何？现有史志却无详明的记述。诸多文献对明清运河的线路都讲述得比较明确，但对元运河却讲得很少，甚至把元运河与明清运河混同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读。 据史所记，当时会通河南段，即安民山至张秋镇，其大段是经过古寿张县境。古寿张县属东平路，明清时属兖州府，其辖区现分属于山东省梁山县与河南省台前县。而光绪年间编修的《寿张县志》却载：“运河，县东南戴家庙入境（府志），在元名会通河，在明名漕河，名殊而河则一（遵府志而改书之）”。这里所言从“县东南戴家庙入境”，显系明清运河，而不是元运河。把元、明运河说成“名殊而河则一” 是根本错误的。并且注明此说是“遵府志”，可见《兖州府志》所记也是不清楚的。 元运河与明清运河在寿张县的路径是根本不同的，元运河纵贯县境的路径比明清运河要长得多，并且在当时运河开凿中所具有的地位也更加重要。 那么，元运河是如何开凿的，它与寿张县这片土地的关系如何？当时在这里曾发生了什么？ 会通河开凿的背景 和前期工程——济州河 会通河的开凿有其重大的政治、经济背景。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建立的全国政权，其定都燕京，距南方各省——江淮、湖广、四川、西南诸番等路程遥远。“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为了加强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尤其是把江南各省的税粮、物贡等运到大都，必须建立可靠的南北通道。 江南的漕运，初始主要是海上运输，但海运常被沙壅、石矶所阻，并且多发风险事故。每年春夏二运漕粮上百万石，但至京都的只有八九十万石。为此，元朝极力探索开通内河运输的渠道。起初，“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但此程水陆转输，运途周折。根据有关大臣的考察和奏议，元世祖谕准开济州河。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命兵部尚书奥鲁赤到济宁（治所任城），主持开河事。分别筑修堽城坝和金口坝引汶河、泗河之水汇于济宁，向南北分流。新开的河从济宁南的鲁桥与泗河相接，向北经济宁、南旺、开河、袁口至须城（即东平县）安民山（即小安山，今属梁山县）之南，接古济水。安民山南是古济水与汶水会合之处，向北即名大清河，新河循其道入海。这条人工河即称济州河。 济州河自济宁之鲁桥算起，至安民山全长约二百多里。此渠开通之后，江浙漕船从长江入淮河，先后溯淮河、黄河、泗河北上，通过济州河，至安民山入大清河，向北沿寿张县与东平县交界处进入东阿县，再向东北达利津入海，然后浮海到达天津直沽，进京，从而开通了一条从江南至利津近三千里的内河航道，这为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元运河的开凿——会通河 济州河的开通，实现了京杭之间的河、海水路通航，但是这条航线运行不久，就遇到了问题。先是利津海口发生淤沙壅阻，并愈来愈严重，使漕船难以浮送。之后就改由在东阿鱼山卸货舍舟，在此转车陆运至临清，再装船由御河（即卫河）达于天津。但东阿至临清二百里泥路，车辆难行，劳费不赀，官员、夫役无不诉怨。“自东阿至临清二百里，舍舟而陆，车输至御河，徙民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六户，除租庸调。道经茌平，其间，苦地势卑下。遇夏秋霖潦，牛偾辐脱，艰阻万状”。以致元庭于至元二十四年“遂罢东平河（指大清河）运粮”，仍靠海运。但海运当时每年仅能运三四十万石，这与每年一二百万石漕粮的总量相差很大，成为当时朝廷和都漕司官员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自安民山向北的大清河西岸属于寿张县辖境，县治所寿张集（今属粱山县）东距大清河二十里。时任县尹韩仲晖熟悉当地情况，深察漕运之艰苦，提出可由安民山直接开河至临清的方案，使漕船直达御河，免去了中间转陆运程的繁苦，从而大幅缩短粮运路程，“比陆运利相十倍”。在他与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禀奏下，经朝臣廷议，元世祖谕准了这一建议。至元二十五年，又遣都漕运副使马之贞与边源赴现场勘察地势，绘制了开河施工图，于二十六年（1289年）春正月开工。 2001年，梁山县在前码头村发掘了元代《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石碑一通，落款为杨文郁撰。碑文与现存元代相关文献相对照，内容基本一致，但更为具体的记载了开河的过程。 新开河渠，自安民山南与原济州河相接，“引汶绝济”“起须城安山之西南寿张，西北行过东昌，又西北至临清达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使泗、汶诸水直通于御河。为了调控渠道流量，又分别建节制闸三十一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起堰闸，完堤防，以备荡激”。其中寿张县境建闸两座，即安山闸和寿张闸。整个工程以断事官忙哥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巽等董其事。朝廷共征用附近各县丁夫三万人，凡用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多，拨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石，盐五万斤等。在施工中“吏谨督程，人悉致力，渠寻毕功，益加浚治”，因此工程进展很快，于当年六月即竣工。“决汶流以趣之，滔滔汩汩，洪通顺适，如迫大势，如复故道”。 新渠通水后，沿岸百姓欢庆，百官称颂。“滨渠之民，老幼携扶，纵观徊翔，不违按堵之安，喜见泛舟之役。于是，须城、聊城两县父老各诣而治，致辞谓：幸生长明时，获瞻仁政。纳大臣经济之谟，兴官民悠久之策”。元帝更是圣心甚慰，赐名会通河，并首置提举司职河渠事。后又建都水分监于景德镇（即张秋镇），以掌管会通河事务。 会通河开通之后，连同原来的济州河通称会通河，全程四百五十里，济州河的名字从此退出了史册。 寿张县与会通河 寿张县是春秋时的古邑，是在历史上更名、迁址最多的一个县邑。寿丘、刚寿、良邑、寿邑、张县等，都是秦以前先后使用过的名称。古治所曾在微乡（今东平县戴家庙一带），西汉时改张县为寿良县，治所移于今东平县新湖乡霍家庄。良者，以境内有良山而得名。东汉时因避讳光武帝刘秀叔父刘良之名，而改寿良为寿张。良山亦改为梁山。南朝时寿张改为寿昌，北朝复为寿张。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州郡设置繁乱，济州与兖州两州皆设东平郡，每个东平郡又各置一个寿张县。济州寿张县治所设在今梁山县寿张集，兖州寿张县治所仍于霍家庄。到北齐时兖州东平郡的寿张县并入须昌县，从而结束了两个寿张县并存的局面，只剩下治所在寿张集的一个寿张县。唐武徳四年(公元621年)，寿张曾擢升为寿州，并“领寿张、寿良二县。五年，废寿州，省寿良入寿张”。后历经五代、宋、金，基本未有大的迁移变动。但在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河决坏城，县治又向西北迁于竹口镇（今属阳谷县），而十九年（公元1179年）又复旧治。现在的寿张集村是县治复建后于元初建立的，以址在寿张县故城而得名。 寿张县治在历史上多经迁变，盖其原因都是避水。其址地势低洼，历史上济水、汶水、黄河先后交汇于此，多次聚水成洋，给周围一带造成漫淹。元初之时，县治所寿张集就在安山湖西岸，东距大清河（古济、汶合水）二十里。会通河起于安民山，北至张秋镇，这一段河程当时全在寿张县境内，南北纵贯约五十七里，其辖区在当时的开河工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整个开河方案，不仅是由寿张县令提出的，而且充分利用了寿张县的地势和条件。 当时这个区域，东临东平，正是原梁山泊的西北部水域。北宋时，梁山泊方圆八百里，南至郓城，北到阳谷东阿县南境的古金堤；西到今梁山县赵堌堆一带。从张秋镇至梁山水路六十五里，自古就有“一篙撑梁山”之说。北宋之后，由于黄河的冲积，梁山泊逐渐淤成沮洳之地，至金、元时期，大部分湖区虽已涸成陆地，但地势仍然低洼，极利于开河。这也正是河工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正是由于会通河所经过的这一带当时全为湖涸新区，在一望无际的圹野上，除有零散开荒户之外，寥无村庄。因此，自张秋镇以南，除寿张县址之外，以地名为标志的记载一无所有。目前分布于这一带的稠密村庄，都是明清时期迁建的。元代河道在黄河的冲漫下早就踪迹湮迷，致使今天很难得知元运河在这里的路径和发生的事情。 关于寿张县元会通河的路径，当时的会通河于安民山西南六里处建有安山闸，发掘证明其址就在今梁山县前码头村，自此向西北十里至故寿张县东门（今梁山县寿张集镇），向北十里至大路口，又十五里到雷口，又四里到万桥村（老万桥，己坍于黄河中。以下今属河南省台前县），从万桥村西向北六里到前店子和后店子，再向北经金庄、丁桥、沙湾、八里庙到张秋镇，纵贯寿张县境约五十七里，包括今梁山县约三十二里，台前县二十五里。以上所经村庄都是后来所建，而在元代是没有的。即使后来名载运河史册的沙湾、八里庙也是建于明初，而并无元代的记载。元代会通河在这里所发生的大量史实，只能永远地沉寂在黄土之下了。 元运河的兴废 会通河开凿之后，连通南北八大自然河流即江、淮、黄河、泗、济、汶、卫河、海河，把江南至燕京三千五百里的内河航运完全贯通起来，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对元政府来说，更是一件振奋朝野的事情。正如泰定四年御史台在一份奏章中所说：“世祖屈群策，济万民，疏河渠，引清、济、汶、泗，立闸节水，以通燕蓟、江淮，舟楫万里，振古所无。……实万世无穷之利也”。其对于南北交通以及周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 新河开凿之后，因河道泥沙淤淀，又多次进行了疏浚，使其运输量不断增加。至元末（顺帝二十三年）又“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每年通过运河的江淮漕米达到四十多万石。当时江南漕粮岁贡主要靠海运，“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同时，还承载了民间的大量物资运输和商贸往来务事，有力促进了沿岸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对原梁山泊新区的开发，更具有重大意义。 会通河的核心工程和技术成就，在于把各条自然河流连接起来，按照行水需要，巧妙地实施合流和分流，以保持和调控运道的水量，并利用闸坝之间相时启闭的功能，使船在高低不同的河道中通行。这在人类历史上称得上是一项伟大的科技创新，充分体现出先人们高超的智慧和技术。 大运河尽管在后来明清时期又作了许多修改和扩建，使航运量增长了十倍之多，但从根本上说，这一核心技术和开创性成就应归功于元代。正如明代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邱濬所说：会通河为“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 元人所开会通河，在河道的广深、流水量、船载尺度以及闸坝建置上，都远不及后来的明清运河。其河宽在十米以内，水深0.8至1米，船只最大载重量150料（约合4500公斤），但当时有利条件是水源较为充沛。汶河水势汹涌，其部分流量从宁阳县堽城坝引自任城济运，由会源闸向南北分水；堽城坝下水下流至东平境后又纳入坎河等支流，下注至安山湖济运，向北供水至临清。而在南旺一带，则有汶上县下注的大量泉水流入运河，主要供任城至安民山一段用水，等等。这使漕河的水量经常充满，因而保持了漕运在元代和明初百余年的延续。 然而，元人在设计会通河时，却忽视了一个最要害的问题，就是黄河的冲犯。由于黄河自宋、金时期就己改道南流，从徐淮地区入海，虽然多次向北决口，但自金明昌五年(1194年）决口以来，再未犯到梁山泊地区，并且金政府已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实施屯田。因而，使元人错以为从此再无黄河的忧患。岂不知黄河是一条最行无定址，改道、决口最频繁多变的河流，在时隔一百多年之后，又开始肆虐梁山泊地区，会通河由此濒临不治之患。 元至正四年（1344年），河决兰考白茅，洪水首次冲漫安山湖、会通河。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建都于南京)，黄河决洪又一次到达这里，竟冲溃了寿张县城西门，县城圮于水，致使县衙向南迁到薛屯（梁山西脉，距原县址十三里）。因受灾严重，明政府于洪武三年（1370年）一度撤销了寿张县置，将其辖区分划入须城、阳谷二县。十三年（1380年）又恢复其县置，但将县治所迁至西北距旧城六十多里的王陵店(今阳谷县寿张镇)，从此远离了梁山泊故地，而寿张集作为九百年的县治所就成为历史。 更严重的一次洪水，发生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从原武黑洋山决口，洪水经曹、郓冲漫原梁山泊地区，致使安山湖与会通河一起被淤平，元会通河因此废止。当时北上漕粮不得不于济宁之北卸船，改“陸运至德州”再入运河。 现在看元会通河的路径，整个是从东南向西北穿过梁山泊地区，它与西南而来的黄河决洪几乎垂直穿叉，并且处于安山湖的前面，因而洪水每至必然首当其冲，完全、直接地处于洪水横冲之下。这显然是当初元人在开河时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重大问题。 明朝永乐年后，迁都于燕京，江南漕粮又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会通河在废止了二十年之后，又被提到重开的重要议程。明人充分考虑到元会通河的教训，重开新河就将原河道向东移了三十里，即从袁口（今属梁山县）向北行，经靳口王仲口（等等一溜口），绕到新开安山湖的东北畔（东平大安山以西），再向西经戴家庙、八里湾、十里堡，进入寿张县（今河南省台前县）姜家庄，再向西北经田湾、沈堤，到沙湾入元运河旧道，至“寿张之沙湾，以接旧河”，过寿张县（今台前县）共十八里。这与元运河形成不同的路径。 这次改道虽然把受黄河冲犯的位置大幅后移，使患险段缩短，但仍然不能避开被黄水横冲这个根本矛盾，只是把冲突集中于安山至张秋这六十里的运段上，致使这里成为明代漕运中最令人惊怵的一个患险段，“沙湾”这个名子因此而闻名于朝野。运河史上著名的“治河保运”方略和壮举，正是以这里为中心而展开的，由此产生了徐有贞、刘大夏等一代代惊心动魄的治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