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永明,带来《中庸》解读第十讲——《至圣之境》。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渊博的视野，对“至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与诠释，对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儒家“为下不倍”之义、“居上不骄”之说，以及孔子传承道统之功，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当中的第三十一篇。《中庸》和《大学》一样，都是从《小戴礼记》里面抽出来的，像《大学》就是其中的第四十二篇。

《中庸》原先在汉魏时期并没有学者特别关注，直到唐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韩愈，以及他的弟子李翱，开始强调《中庸》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创立儒家心性之学，以对抗佛道之学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依据和重要的文本依据。

到宋代以后，不管是当时的统治者，还是学者，都对《大学》《中庸》特别的推崇。这些著名学者所进行的经筵讲学过程当中，《中庸》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一些大儒，都担负着去给皇帝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学》《论语》《孟子》《易经》等等儒家的核心经典，都是重要的内容。《中庸》，在当时也处于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

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占有很重要地位的是宋明理学，最早兴起在北宋。理学家对《中庸》特别重视，在他们看起来，《中庸》记载了儒家的圣圣相传之道。用朱熹的说法，就叫做孔门传授心法。像北宋的时候，范仲淹、胡瑗、欧阳修，这些著名的儒家学者，都对《中庸》有比较深的研究，都留下了相关的著作或者论断。尤其是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灏、程颐，他们从理学的角度去对《中庸》当中的内涵进行了阐发，对《中庸》的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发挥。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南宋。作为宋明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最终把《中庸》从《礼记》当中比较彻底的抽离出来，就做了一个《中庸章句》和《中庸或问》，对《中庸》进行了非常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把《中庸》《大学》和《论语》《孟子》这几个书一起合编就成为四书，写成了一部作为朱熹代表作的《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宋代以后，特别是元代中期以后，直到二十世纪初，这部书在科举考试当中，在学校教育、书院教育，各种各级官学教育当中，都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读本。

《中庸》27章原文：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是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大哉是一个赞叹之辞，赞美之辞，在《周易》的乾卦，以及在《论语》里面孔子对尧的称赞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用法。《周易》乾卦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首先是赞叹赞美，然后孔子在赞叹尧的时候，大哉尧之为君！这里就是对圣人之道的一种赞美。在这个赞美之后，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个圣人之道值得赞美，为什么它这么伟大。

第一个角度，“洋洋乎”就是充满流动，是说圣人之道是流动的。峻就是高大，峻极于天是说天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圣人之道，它的高大是和天一样的。至大无外，就是没有比圣人之道更大的了，就像天一样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覆盖了。

第二个角度，就是“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刚才第一句是说圣人之道，从大处来说是在天地万物当中皆见其大。这一句事实上就另外一个层面，从小的层面说，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当中，一些礼仪规范当中。从圣人之道和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当中。

中国古代就是一个特别强调礼的社会，我们的古代文明是礼乐文明。在古人的观念里面，礼是源于天道的。礼是一些具体的规范、规则、原则，好像是人为去制订的这么一些规则。但是在古人的观念里面，礼是有它的天道依据的，是天道的一个体现，不是我们人为的。这在《尚书·皋陶谟》里有一句话，“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

“天工人其代之”，就是人间的君主代天来理政，代老天来治理统治人间社会，治理天下。那么人间的君王，他的职责就是代天行政。天秩有礼，这个说法，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它同样是天道的一种体现，是来源于天的。

《中庸》作为《礼记》当中一篇，是要解释礼的。对礼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观念就是，有天道依据。那么在这句话当中，“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具体是什么含义呢？朱熹对它有一个解释，他说礼仪三百是指我们看到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这一些比较大的礼仪。威仪三千，就是指一些更加细致的礼仪的规定。比如日常生活中，对服饰的一些要求，对言行的一些要求，怎么坐，怎么立，怎么行等等，这些言行的一些规定，那就非常细致的有三千之多。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头，礼的功能确实是非常强大的，经常会谈到的就是“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一个人基本的行为规范，立身处世的一些基本的规范原则。孟子也说到，礼门义路，礼是我们进入社会的一个门径，一个基本的途径。那么，礼的社会功能，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对我们日常生活基本运行规则的规定。所以在古代社会里头，礼就是一个社会所运转的基本的逻辑。人的生活，整个的社会秩序的维持，都离不开礼。

这里说到的礼仪三百也好，威仪三千也好。不管是礼仪，还是细致的礼仪的规定，都是强调礼仪规范。从大的方面来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需要礼；小的来说，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按照礼的规定来进行。所以，三百、三千，虽然看上去大大小小很多，但这其中蕴含的这就是道。不管是礼仪三百，这些大的礼仪也好，还是日常生活种种细节也好，它都体现了道。

这些礼仪等待圣人出现以后才能实行，假如没有至高的德性，要把伟大的事业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几句话在《中庸》中非常重要。

“尊德性”，开发自己内在的光辉的德性，这是对内。对外要好好地去“道问学”，要努力请教、学习、探讨，把自己的内德和外学结合起来。“致广大而尽精微”，追求广大——上天入地，对整个宇宙天地万物了然于心。但是，对极其微观的世界、极其微小的事理，也要“尽精微”，用心思去穷尽它。“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接物、待人、处事方面，要达到极其高明，就是思维、思辨、明辨极其高精澄明。但做人在言谈举止和行为措施上，要实行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只有温习过去的那些经验教训，才能够知道自己未来怎么做。把自己修养成拥有敦厚的德性，才能尊崇礼仪。这样才能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显示出一个君子的光辉形象。

国有道和国无道时，君子的选择问题。“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作为领导，不能骄奢淫逸；作为下级，不能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传统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也忠，国无道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精神操守。相反，儒家强调国家清明和谐、万物兴旺、百废待兴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施政自己的纲领，使国家振兴起来。当国家昏暗无道时，应以他的沉默对抗表示绝不跟随，以他的沉默表现出自我的特立独行。因为知识分子是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的，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

所以，《中庸》是儒家的传道之书。在读《中庸》的时候，确实要去思考儒家的精神内核。儒家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究竟是什么，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去传承？在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时，怎样去理解、体会《中庸》，把这些经典的文本真正的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言行思考当中，这样，对于我们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自觉的去担负文化传承责任，在这些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