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所以是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就在于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根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在日用伦常之中”。

上古先民根据长期的生活经验，发现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最为醒目，也与自身生活最密切相关。太阳的起落，意味着光照的有无，并且它们都遵循着固定的周期在运转，而产生昼夜交替、寒暑变化。这种发现，现代人司空见惯，但远古先民的这种发现，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却是根本性的。

两个交替出现的、明亮的庞然大物中，太阳意味着白昼和炎热，也意味着苏醒与活力；太阴意味着黑夜和寒冷，也意味着休息与安静。古人故此创制出了“阴”和“阳”两个概念。

太阳东升西落，从红日东升、喷薄欲出到如日中天、势不可挡，再到残阳如血、日薄西山，太阳本身在变化。月亮周期性的阴晴圆缺，本身也在变化。据此比照，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故“变”是恒常。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处理问题，就要遵照实际，合理预测，改革创新，奋发有为。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生物的生老病死，四季的寒暑易节，都是如此，虽然在不停的变化，但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开始，故变化中又有“不变”。这种发现，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天长地久的感觉，因为一切都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同时，既然事物都在周期性的变化，大暑过后就是立秋，大寒过后就是立春，寒夜过后就是黎明，故一切都不会走向极端，而保持一种“刚刚好”的状态。

先贤“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很自然的总结出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儒家文化被认为是“道德文化”，而道德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庸”。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意思，就是合理、恰当、刚刚好、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很显然，“中庸”不是平庸无能，也不是折中，不是“不敢为天下先”，更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乡愿式”的“和稀泥”。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

“中庸”与“义”意思相同，都指合理。合理的标准就是仁爱、正义、礼仪、诚信，以及更高的天道自然的准则。处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要想在修身处事、潇洒应对各个方面，做到“中庸”，“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自然是十分有挑战性的。因为这需要一切都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针对具体情景选择合理化的因应措施求得合理结果，以至孔夫子都不无感慨地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正因为凡事求合理、至善至美的“中庸”境界难以获致，所以才更值得追求。对于高尚、正义的事业“知其不可而为之”，一直是种值得推崇的精神。

天地自然在周流不息的有规则变化，在阴阳消长中一切都变中有序，动中有静，不走极端，合乎着“中庸”的理念。人们顺应自然，自然也要努力使自我的言行合乎“中庸之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中庸，因为合乎“孝”；“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是中庸，因为合乎“忠”；长幼有序、尊师重教是中庸，因为合乎“敬”；“当仁不让于师”是中庸，因为合乎“义”；“民胞物与，泛爱万物”是中庸，因为合乎“仁”；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是中庸，因为合乎“勇”。

“中庸”是在坚持原则下的凡事探求合理圆满的辩证性思维方式，它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对宇宙自然变化和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现代人也同样需要坚持“中庸”理念，凡事但求合理，不走极端，获致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