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天,烈日当头,酷暑难耐,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而对于农民来说,许多农活却要趁热打铁,晒麦子便是其中之一了。
小时候,农机普及率特别低,三夏抢收抢种基本上靠人力和畜力。家里有台12马力的拖拉机,或一清脱粒机就算是富裕户了。几亩地的麦子,从割到颗粒归仓,再到种上夏季作物,怎么着也得半个月二十天。
麦收时节,最怕的就是天气突变。晴天的时候,大人小孩齐上阵,割的割,拉的拉,翻晒的翻晒,打场的打场。一看来风了,还得放下手中的活,抓紧扬场,借助风力刮走麦糠。要是天上来块阴云,全家顿时绷紧神经,赶忙堆麦秸、装麦粒,用大块的塑料布把收获的希望盖得严严实实,生怕有半点闪失。有时候,云彩也捉弄人,大伙紧张地忙活半天,该盖的盖上了,该堆的堆上了,刚想喘口气,它却像顽皮的猴子,瞬间飘得无影无踪。全家老小,一边骂着天气的变化无常,一边把刚刚盖好的塑料布掀开,把刚刚堆起的麦粒摊开。
天天看老天爷的脸色,智慧的农家人早就总结出了应对的办法。在打麦场边找个角落,趁天好的时候草草晒上一天麦粒,等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抓上一把,拿上几粒,放在嘴里一嚼,有“嘎嘣”的声音,就迅疾将粮食装袋运回家,万万不敢在麦收的那几天把麦粒完全晒透晾干。一不小心来场大雨,稍有闪失,吃麦芽面不说,发霉的麦子也卖不上价格,谁也不想拿自己辛苦一季的收成跟天气赌一把。
但是,麦子没有完全晒干,存储久了必定还会发霉,三伏天的烈日就派上用场了。
刚一入伏,天气越来越热,地里的庄稼逐渐旺盛起来,田间管理也逐渐少了。这时候,大人们就开始惦记还未装仓的新麦子,天天晚上守着电视机,看看天气预报,然后再根据经验,观察天象,预测天气的好坏,选择晒麦子的日子。
选好日子,人们大汗淋漓地把一袋袋麦子装上地排车,一车车地拉到空旷地,仔细地翻晒。下午三四点,顶着热得冒火的烈日,再把几乎烫手的麦子一袋袋装起来,一车车地运回家入囤。
三伏天晒麦子真不是个好活。大清早,火热的太阳就开始炙烤,到处热气腾腾。即使什么都不做,浑身也汗津津、黏糊糊的,稍微活动一下,便汗流浃背,头晕眼花。一天下来,炙烤的程度可想而知。白居易的《卖炭翁》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而三伏天晒麦子,一边热得心急火燎,一边却盼着来个烈日当头。小时候,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总要在最热的天晒麦子?
后来听人说,伏天里晒麦子与农历六月六节有关。相传宋真宗自称上天在六月六日赐给他一部经书,因而将这一天改名为“天贶节”,寓意上天赐予的日子,将其确定为国家法定节日,全国休假一天,并在泰山脚下修天贶庙,每年举行盛大的“晒经法会”,感恩上天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皇宫里要晒銮驾、龙袍、辇兴、仪仗以及宫内的档案和文书,以示尊重。场面十分壮观,如盛大庆典一般,民间因此有“六月六,晒龙衣”的说法。
《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蛊蠹”。六月初六日这天,书香门第要晒收藏的书籍、字画,药店里要晒生熟药材,戏班要晒戏箱,皮货铺要晒皮货。百姓人家,翻箱倒柜,把衣物、鞋帽、被褥等拿出来“大见天日”,特别是家里储藏的粮食,更要倒腾出来晾晒,以防生虫受潮。
农历六月六大都在三伏天里,但不一定都是艳阳高照的日子,久而久之,勤劳的人们也顺势移植,形成了三伏天里“晒一晒”的习惯,称伏天晒麦子为“热进仓”。
毋庸置疑,利用阳光来杀菌除虫,这一点是极具科学道理的。小麦含水量高,三伏天的紫外线特别强,不仅可以使麦子充分干燥,还可以杀死霉菌和寄生虫。不过这种曝晒活动,有时候还带有“亮家底”的炫耀色彩,借机向左邻右舍显摆一番今年的收成。鲁西南一带的农村,定亲未娶的姑娘们,大都借这个时机,三五一群地结伴串门,顺便溜到未来的婆家,探探家底是否殷实,夫家是否勤快。
随着农机机械化的全面普及,三伏天晒麦子的生产习俗逐渐消失了,但儿时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如今一入伏天,总能想起辛劳的父母挥汗如雨晒麦子的场景,想到劳动人民的伟大、勤劳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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