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读高中时，学制两年，1980年迎来了高考。头一天，在班主任还有各科老师的带领下，跟军人拉练似的，浩浩荡荡来到了一个毗邻我们中学的公社，考点就在那个公社中学。

那儿有一个大礼堂，简称万人大礼堂。这个礼堂平时不是用来召开万人大会，就是用来放电影。高考了，万人大会不开了，电影也不放了，而是腾出来让我们住在那里。

当时我所在的公社中学有四个高中毕业班，二百余人参加高考，都被学校安排在这里住。说真的，那个大礼堂一点儿不适合住宿，里面从头到尾、从左到右都是一排排早已固定好了的长凳子。好在每条长凳子之间都有二三十厘米的空档，铺张草席躺着，也还凑合。

那时高考定在每年7月的7、8、9三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当时那三天热不热呢？热到什么程度呢？几十年过去了，只记得当时那个大礼堂里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我们热了，就用书本当扇子来扇风取凉。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李一鸣是我同学，也是同桌。参加高考了，住在这大礼堂也是紧紧挨着我。他爸爸是这个公社的副主任，他跟他爸爸一样都有一颗壮志不已的心。不用说，他也很想通过高考一鸣惊人。

睡到半夜，挨在我旁边睡的李一鸣推推我，说：“我们到外面凉快凉快吧。”我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一点儿睡意都没有，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就卷起席子蹑手蹑脚跟他出去，来到一块空地上躺着。

微风拂来，我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心里觉得凉快了不少，可还是没一点儿睡意。李一鸣说：“我提问题，你回答。”他规定答不出对方的问题，就得继续接受提问。当时我们提的问题，都是老师叫我们背的那些课文和公式。我背出一个，就提一个问题让他回答。一问一答没完没了，当然也挺有趣的。等到我们都觉得困了，那些提问和回答才告一段落。

“还不起来，都什么时候了？”我和李一鸣睁开眼睛一瞧，一轮红日已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班主任站在我们面前，一脸严肃。班主任说：“点名，点过来点过去，就点不到你两人。”批评我们没有组织纪律性，没有集体主义观点。我和李一鸣慌里慌张要朝考场跑，班主任说：“不吃早餐了？”就把馒头和油条塞到我两手里。

如今考试一结束，特别是第一场结束，不少考生都不说自个考得如何，生怕答案有别会影响下一场考试。我们那时可不管这些，一出考场就互相问，对答案。即使答案跟人不一样也没关系。暗下决心，力争下一场考得好一点，把上一场的失误最大限度弥补回来。

当时我担心作文可能写跑题了，就决定利用下一场考试前，抓紧时间背公式。那个李一鸣又问我：“你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考不上，我还想复读，可是我没有说出口。李一鸣就说：“我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得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原来他母亲是农业户口，他家五六口人除了他爸爸，其余都跟我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那时大学录取名额有限，说众人过独木桥一点儿不夸张，一所高中学校二三百名考生光头的，不是稀奇事。不过那时的我们，心态比较平和，考上大学固然光荣，就是考不上大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同样为国家做贡献，用当时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