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牵动着万千家庭的神经，国家也高度重视这项人才选拔机制。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目的是选拔人才进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以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模范公民和进行高深学问研究。这种目标定位，自然明显区别于国家机关招录公职人员的公务员考试。

而中国古代的学校，特别是实行科举考试之后的学校，就是培养后备官员的制造工厂；而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官吏，充实政府机关。古代中国学校的定位，显然有别于现代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学校，科举考试制度也有别于现代的公务员招录制度，但毫无疑问，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漫长的先秦时期，中国实行着“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几乎一切都被固定下来了，一生几乎都没有改变的可能。如果从夏朝建立算起，至秦朝建立止，这种制度就已实行了近两千年。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出于争霸兼并的现实目的，大量重用出身低微的才能之士，无论是可攻城掠地的将才，还是可折冲樽俎的纵横家，抑或会鸡鸣狗盗的怪才，都礼遇有加，破格重用。儒门先师孔子更是开设私学，有教无类，培养人才。所以，春秋战国才会出现百家争鸣、灿若星辰的繁荣局面，也在此期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性格、气度和思想根基。

秦国耕战起家，以“二十等军功爵制”，锻造了一支无往不胜之师。汉代开始，实行察举和征召制度，选拔地方贤才，当然这只是“门荫”制度的一个补充，同时，巨大的弹性空间，让士族门阀很快就垄断了入仕之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实行着“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九品中正制”。

阻塞贤路的现状必须予以改变，气度恢弘的隋唐王朝开创了“科举取士”制度，统一考试，公平录取，但打破“门荫”制度尚需要漫长的过程，所以由唐一代科举取士人数很少，通过“门荫”做官仍占主导地位。宋代实行“文官治国”，开科取士人数大增。至明清，科举考试日臻成熟完善，科举做官成为了重要渠道，但“门荫”制度仍占重要到位。

可以看出，古代官员的选拔，从先秦时期几乎全部是世袭，到两汉开始通过察举和征召作为世袭制度的补充，到魏晋南北朝豪门士族通过“九品中正制”重新垄断入仕之门，再到隋唐通过科举考试打破了士族垄断，但科举取士也只能是补充。到宋、明、清，科举取士成为重要的选拔官吏的通道，但“门荫”制度仍不可忽视。

1905年，“清末新政”大力推进改革，废除了内容僵化的八股取士制度，兴办现代学校。民国时期更是建立了与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相并立的考试院，专职官员招录、选拔。但民国战乱频仍，并未有效实行公务员招录制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重新实行公务员统一考试制度，此后公务员招录日渐完善，“逢进必考”成为了普遍共识。

古代中国的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通过科考出来做官，这种定位与现代学校教育大相径庭。现代以学校为主体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古代科举类似于公务员考试，而不同于高考。但是，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学校教育，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至今还有不少中国人有这种潜意识，上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古代科举就是这样，1905年废除科举，但为了弥补空白，朝廷也会为取得学位的学生颁发相应的科举功名。即使现代，执行严格的国家公务员招录和国民学校教育分离制度，但要求相应的学历为公务员报考的前提，也间接强化了这种印象。民间仍有很多人将学位与科举功名相类比，将学士、硕士、博士类比于秀才、举人、进士。

蔡元培先生讲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培养模范公民和研究高深学问，这是现代大学的定位。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自然要以此为务；毕业之时，教育者和学生要问的是，这四年学生的道德人格提升了多少，学问研究精进了多少？如果学生有服务公众、改善社会的志向，自然可选择参加统一的公务员考试，进入公职人员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