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于《六经》之中，对《诗经》有巨大的偏爱，即便到了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后，还把《诗经》中《雅》和《颂》的乐曲收集整理出来，恢复其咏唱的面貌。《论语》中就曾18次涉及《诗经》内容，这比其他经典的总和还多。我们以孔子诠释《诗经》为例，来诠释他“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思想，是一件非常有趣，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一章最值得玩味、深思。
“思无邪”原是《诗经·鲁颂·駉》中一句诗：“思无邪，思马斯徂”。“思”在此篇本是无意的语音词，“邪”字也不作“邪恶”讲，孔子解为“思想纯正”，以此概括《诗经》的思想，赋予其道德意义，奠定其治国理政的理论根基。
我们可以想象，当孔子想要总括《诗经》思想时，也是辗转反侧、苦思冥想，突然，灵光一闪，“思无邪”三字浮现出来，一切就变得豁然开朗。“思无邪”确实出自《诗经》，确实是对《诗经》思想的精当概括，而这三个字又分明是孔子心血智慧的凝聚。他借一句普通的诗句，表达出自己一个重要的观点。这三个字还是这三个字，但意思、意境全变了，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思无邪”已非《诗经》中的“思无邪”。
有人说孔子断章取义，有人说孔子牵强附会，但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孔子创新的一种过程，那么这一过程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一是非对《诗经》精熟不可，《诗经》并非包袱、累赘，而是新思想诞生的母体。孔子曾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踏着前人的脚印，学问和修养不会达到精深的境界。二是非打破前人的窠臼不可，旧的母体，时移世易，又会诞生出新的胚芽。亦如孔子所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的“新”就是新体会、新发现、新见解，只有获得这些“新”之后，孔子才敢“为师”，才会有创新性发展。
其实，不止做老师应如此，似乎所有文化的继承发展都应遵循这个路径，不可因循守旧，不可凿空出新。在一个活生生的传统里，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对立面，而是它的深化：若不能深刻理解旧，人们便无从创新；若真想有所创新，还必须认真审视那份旧。因而，人既要谦虚一点，向古人学习；还要灵机一动，找到属于自己的新东西。孔子曾说自己“述而不作”，只阐述不创新，似乎是一个很守旧的人，但翻遍《论语》，你会发现孔子无时不在创新，借古人之口来阐释自己的思想，实质是“以述代作”，更加智慧圆融而已。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孔子的学生子夏学习《诗经》很有心得，受到孔子的称赞，这让我们知晓如何才能温故知新。
子夏所问的文字出自《诗·卫风·硕人》，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貌，不施粉黛，却绚丽无比。当子夏读到“素以为绚兮”，便问孔子“何谓也？”孔子以绘画来答复“绘事后素”。古人作画，先布五彩，再以白色分布其间，这样反而更能衬托绚烂的色彩。之后，子夏又推演出一个礼学道理，“礼后乎”。他认为礼如绘事之后的素，也就是礼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和文饰，它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人类仁爱、忠信的道德良知之上。正如孔子所言：“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最欣赏学生的创新能力，“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子夏能举一反三，悟孔子言所未言，所以受到孔子高度赞许，“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孔子就是这样，把一首描写女性美丽的诗篇，先类比联想到绘画上面，然后又引申发挥到“礼后乎”的伦理层面。这样解读已是全新的解读，已经和诗的本义毫不相干，或者说诗本身无足轻重了，孔子和子夏在这里很好的为我们演示了《诗经》由文学到政治的创新性转换。《诗经》是前人的，感悟却是自己的，《诗经》不会再起变化，但它却成了《论语》的源头活水。依据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只要人的学问和道德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对经典的挖掘探索就没有止境。
《论语》中，同样是写爱情，但孔子对两首诗的处理截然不同。《子罕》最后一章记载了这样一首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唐棣的花朵，翩翩摇动，怎会不思念你呢？只是距离远罢了。孔子洞若观火，一针见血的指出：“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孔子看穿了这个主人公虚情假意、花言巧语，并未真正思念爱恋对方的本质，这属于最令孔子痛恨的“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范畴。这首诗被孔子从《诗经》里删除，因它无法给人带来正能量，任何消极、负面的东西，不能放任，至少不能成为主流，这是原则。
而另一首《关雎》，孔子评价为：“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君子、淑女在恋爱时节，在一起就快乐，离别就哀伤。孔子从中看出这种情感的美好和适中：快乐的时候不要过度，哀伤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由此得出普遍意义的结论：人，何时何地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使之适度适中。至此，孔子的重要思想“中庸”已经呼之欲出了。
因此，孔子把《关雎》冠于《诗经》之首，与其说是讴歌了人性、情爱之美，倒不如说是孔子中庸思想的一个表达而已。孔子“温故知新”的落脚点很重要，孔子诠释《诗》，不是为了成为诗人、成为诗歌评论家，也不是站在古人的角度，探究为什么写和怎样写，而是重点关注它能为现实提供什么，能为现实服务，给民众一个正确指引，给社会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就是好诗。
这两首诗的不同处理，我们似乎窥出孔子的苦心孤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诗》只有立足现实，只有通过有效解读，用来教化民众，使之成为行动指南，才能称为“经”。春秋时期，《诗经》仅称作《诗》或者《〈诗〉三百》，经过孔子创造性劳动，完成从文学作品到政治作品的华丽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经典著作，从而获得新的持久的生命力。
惭愧的是，我们今天解读经典，一般先看原文写的是什么，权威怎样讲，教参怎么说，标准答案是什么，“我”的见解呢？全然没有。“故”还在，可渐渐失去了“知新”的能力。所以，一旦经中无我，只能经是经、我是我，怎样为我所用，怎样反本开新，都成了问题。读经永远不是一个僵死的事情，它就像我们从古人那里借来的一束火把，照亮了自己，照亮了现实。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肩头，而不是匍匐在脚下，才能看清未来的路。
文化自信的根源在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怎样搭起古与今的桥梁，怎样才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孔子对《诗经》的诠释，会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成岳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