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化》是孔子研究院主管、编印的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于2010年9月创办，一个季度编印一期，每年四期，现已连续成功编印40期。《孔子文化》侧重思想性、普及性、大众化，以搭建海内外学术文化交流平台、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为宗旨，设有“特邀稿件”“名家访谈”“洙泗论辩”“谐和家邦”“域外汉学”“阙里文献”“经学研究”“圣域风物”等特色栏目，是孔子研究院对外交流与儒家文化传播、普及的重要平台。

一

《孔子文化》的创办，是孔子研究院由基础建设为主全面转入学术研究阶段的重要举措。2009年底，随着“儒学会馆”等二期工程的逐步竣工，孔子研究院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基础建设为主全面转入学术研究。为提升孔子研究院的整体学术水平，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孔子研究院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创办刊物即是其中之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筹备，孔子研究院决定创办两个刊物——《孔子学刊》与《孔子文化》（起初定名为《孔子文化季刊》），并于2010年初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门的学刊室和编辑部。两个刊物，各有所侧重：《孔子学刊》注重学术性、研究性，主要刊发与孔子、儒学相关的学术论文；《孔子文化》则侧重思想性、普及性，注重对孔子、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普及。由于当时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对刊号控制严格，经过一番努力两刊均未能获得正式刊号，于是《孔子学刊》便以以书代刊的形式编印出版，《孔子文化》则以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形式编辑印发。两个刊物，一个深入研究，一个推广普及；一个努力“登峰”， 一个广泛“落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搭建起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的平台。

《孔子文化》虽然是一份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但深受院领导及学界同仁重视。为了办好刊物，杨朝明院长担任编委会主任，亲自对刊物的编辑工作进行指导；并聘请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相关领导担任名誉顾问，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顾问；聘请曲阜师范大学、济宁学院等身处曲阜的知名学者担任编委会委员；精选各部室骨干力量组成编辑部，并由院分管领导担任主编。刊物的封面与栏目设计，也别具匠心。《孔子文化》为季刊，分别在每年的3月份、6月份、9月份和12月份编印，根据季节，四期的封面便设计为：春季为碧绿色，夏季为红色，秋季为白色，冬季为蓝黑色；在封面上，除了采用体现孔子研究院特色的主楼、辟雍广场与银杏飞鸟图之外，还依次以竖排版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孔子家语》各篇为每一期的封面、封底案底，凸显儒学特色。在栏目设置上，《孔子文化》有“特邀稿件”“学人访谈”“洙泗论辩”“谐和家邦”“域外汉学”“灯下品书”“圣域曲阜”“论点摘编”“学界动态”“孔子研究院大事记”等固定栏目，除此之外，遇到社会、学界热点问题，还另辟专栏重点探讨。总而言之，作为孔子研究院弘扬、普及儒家文化的重要平台，《孔子文化》在其创办之初就深受重视，并被寄予厚望。

2010年9月20日，《孔子文化》第1期编辑印发，在由杨朝明院长执笔的“发刊词”中写到：“工作学习在孔子故里，对我们来说，使命与职责自然在于研究兼普及。研究孔子文化，是我们之本职本分；普及孔子文化，亦是学者的本职本分。学者当以精深之功力，高卓之识见，对孔子文化，对儒家经典，对传统精神予以探究，予以诠释，予以解说，俾使孔子文化、儒家经典、传统精神真正为国人所知、所识、所信、所行。”十年来，孔子研究院诸学人及《孔子文化》，一直秉持这一初衷，力求做到既精赜探微又深入浅出，既“登峰”又“落地”，将孔子、儒家文化传播开去。

二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并在孔子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意见，发表重要讲话，传递出党和国家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息。这让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弘扬的学人们欢欣鼓舞，倍感振奋，从而在社会各界掀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弘扬的热潮。习总书记的曲阜之行与“曲阜讲话”，也给《孔子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契机。首先，根据习总书记“四个讲清楚”“讲好中国故事”等要求，《孔子文化》进一步明确了编印方向，在选稿用稿上不忘初衷，注重普及、讲清楚孔子与儒家文化。其次，在社会各界对孔子、儒家文化研究与弘扬的热潮下，《孔子文化》稿件数量和质量均显著上升。此外，在获得机遇的同时，《孔子文化》也深感责任重大，这促使我们在此后的编印工作中，不断转变思想，创新发展。无论是在栏目策划还是在稿件征集等方面，都更加用心，精益求精，力争借助这一平台，讲清楚儒家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正是在这样的机遇与挑战下，《孔子文化》有了更大发展。十年来，《孔子文化》向国内100多所高校、儒学研究机构、书院等团体和学者赠阅，向省内外的中小学、传统文化传播机构赠阅，也向爱好儒家文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上的传统文化爱好者赠阅。随着《孔子文化》的广泛赠阅，孔子、儒家文化得到了有效传播与普及。

十年来，《孔子文化》编印40期，刊发文章近600篇，成为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与孔子、儒家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重要平台。2019年9月，孔子研究院以2010到2018年30多期《孔子文化》精华文章为主体，另选取《孔子学刊》中2010年到2018年间的“名家访谈”栏目中文章，汇辑而成上、中、下三卷本的《洙泗儒话》。《洙泗儒话》可谓《孔子文化》十年来丰硕成果的具体呈现，展示了孔子研究院全面转入学术研究阶段十年来在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成绩；也体现了包括孔子研究院学人在内的儒家文化研究者、爱好者们为落实习总书记“四个讲清楚”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做的不懈努力。

《孔子文化》在孔子、儒家文化的研究与普及这个大的范围下，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关于孔子、儒学、儒学史、经学方面的比较严谨的基础性研究文章，也有形式自由、内容活泼的精品小文，更有承载着学者学术成果与治学精神的学人访谈文章。总而言之，《孔子文化》在选稿用稿上，体裁形式不限，内容也不拘谨，因而文章也非常具有可读性，自创刊以来，越来越受读者欢迎。

三

综观《孔子文化》40期文章，是关于孔子、儒学的精深研究，有利于正本清源，向广大读者讲清楚历史上的孔子与儒学；同时，这些文章也从现实需求出发，立足儒学与新时代国家治理，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力争发挥“智库”功能，解决社会问题，谐和家邦。十年来，学者们立足孔子与儒学，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献言献策。

一、立足当下，返本开新，发挥儒学的治理功能

儒学本来就是治世之学，在其发展、传承中形成比较系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传统的儒家治理方略对新时代国家治理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作用。学者们立足当下，返本开新，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求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方。集中探讨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礼法相参、德法结合。弘扬和借鉴倡礼循法、德法相济的古代中国治国传统，既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治和礼治相得益彰，不断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借鉴传统民本思想。今天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应当从儒家民本思想中汲取丰富营养，把民本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完善民生保障制度提供历史借鉴。

弘扬乡贤文化。乡贤以知识、道德为底色，他们可以为乡村共同空间提供精神支撑与道德导引，具有沟通官民、扶翼政教的双向功能，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推动力量，有益于加强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稳定社会秩序。

二、推行传统儒家道德，提升新时代公民个人修养

道德滑坡问题是阻碍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学者们尤其关注的问题。儒家历来重视道德培养，提倡礼乐教化。学者们充分挖掘、阐发儒家思想内涵，传扬传统儒家道德，为提升新时代公民的个人修养献计献策。

以孔子思想为教。要发挥“仁”“恕”“信”“义”“孝”“悌”等孔子道德思想的教化作用，将它们推行于当代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助于培养人的道德，提高人的素质。

发挥礼乐对人修养的重要作用。礼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儒家文化的源头。礼乐可以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显示出来，同时对人性中的阴暗面加以文饰和限制。人对礼乐的修行，如同对璞玉雕琢的功夫。通过礼乐，人才得以脱离生物的人，从而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有文化的人、文明的人。

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对公民道德的培养。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各级教育部门应有自觉，且应作为。除了家教之外，中小学基础教育在国民人性、人格的养成上是重要环节。国民教育中应增加国学教育内容，对中小学生进行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价值观念和人格情操的教育。

三、倡导营造良好家风家教，家风正则国风正

家有家风，国有国风，家是国家的基本单位，家风正则国风正。儒家思想是注重家庭伦理的一种思想学说，其仁、礼、孝、敬等核心观念，都是从“家”这一基本单位生发开来的，而中国历史上的良好的家风、家训基本上都是儒家思想在一个家族中的体现。新时代中国良好家风家教的形成，也离不开儒家思想提供资源与指导。学者们阐述儒家思想对于新时代家风的重要意义，指导新时代家风家教的养成。

道德是家风的底色。家风是世代积淀、慢慢形成的，好家风的底色是道德。欲明德，先成道。有了正确的价值与信仰，才能呈现好的德行。

古人传承下来的家风家训可资借鉴。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历史上留下来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对当今家风可以提供规范和指导，但也要注意有所辨别，有所扬弃，注重培养新时代家风家训。

身教重于言传。身教比言传更有说服力，在家风的塑造和传承中，家长要注重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为后辈提供正确的参照和指引。

四、探讨文化自信，助力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体系的认同与尊崇。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更是在十八大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文化自信”，创造性地提出“四个自信”，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与文化理想。这掀起了学界对“文化自信”的探讨，并对如何增强文化自信提出自己的意见。

“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文化自知”。受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认识的影响，国人在世界文明面前感到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感到卑微，缺少对自身文明符合历史真实的认知。因此，增强文化自信，“认识自我”远比“宣传自我”更重要。

中华文明深远辽阔，既高且深。从儒学产生的广阔背景以及孔子的人格气象来看，早在孔子以前数千年的“三代之明王”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为人类确认了坐标。中华“先哲”“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系统而完备。

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要做到“通古今”。中国传统文化要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这需要一方面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所相“因”的常道，另一方面要有所“损益”。“损”就是要减损掉一些已落后于时代的文化内容，“益”就是要增益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

五、探究儒学与民族振兴之间的关系与价值

历史证明，孔子与儒学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有着重要意义。在当下的民族振兴中，孔子与儒学将继续发挥其影响。学者们从多方面阐释其价值与意义，助力新时代民族振兴。

孔子、儒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民族统一中意义重大。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和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的统一联系在一起的，而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唯有儒学、唯有孔子能够在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任何其他的人都不能发挥的作用。孔子与儒学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灵魂。在当前世界，中国面临信息革命、现代化、全球化等世界巨变，中国必须要走向世界，在世界这样一个大的范围之内来实现民族的复兴，而香港与澳门的真正回归、台湾的统一，这些都需要文化上的统一，孔子、儒学无疑可以担当此任。

儒家文明信仰体系对民族振兴至关重要。儒家不仅有一套治国理政的制度架构，更有一套凝聚精神、收拾人心和道心的价值系统。此外，在儒学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四维八德这些日用伦常的道德伦理形态的背后，有一种精神的支撑及儒家文明信仰的体系，它是一套“信天、法祖、重生”的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这些对于民族的振兴都至关重要。

儒学在新时代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当前世界，中国面临信息革命、现代化、全球化等世界巨变，中国必须要走向世界，因此，儒学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适应当代需求，才能够真正在当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六、探讨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

儒家崇德重义，但也并不排斥“利”。不仅如此，儒家思想在引导、规范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价值，儒家的治道也适用于当代企业治理。因此，学者们深入阐释儒家文化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

要处理好 “德”与“财”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做到“仁”，以仁存心；第二，要做到“义”，以义取利；第三，要做到“礼”，以礼规范；第四，要做到“智”，以智明理；第五，要做到“信”，以信为誉；第六，要做到“俭”，以俭持家。

诚信是经济道德的核心。只有坚持这一核心，才能真正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道德秩序。诚信建设一方面离不开法律与制度的配套与有力执行，另一方面，在法制对违信不违规的行为无能为力时，道德的倡导与规范也不可或缺，故需从个人道德素养上去提高个体的诚信，形成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的良好社会氛围。

儒家治道有助于企业治理。儒家思想对于企业组织、企业教化、企业管理、企业经营、企业领导、企业战略、企业责任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以儒家治道指导企业治理，可以解决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推动经济发展。

七、挖掘古代儒家为政思想资源，为当前的政德教育提供借鉴

儒家在国家治理上主张“德治”，首先要求为政者要具备良好德行。学者们立足当下，追根溯源，阐释儒家德政思想，以期为当前的德政教育提供借鉴。

追求孔子儒家“为政以德”的至高修为境界。为政者真正能够保证施政为民合乎准则要求，不在于外在神灵的监督，也不在于政治法律制度的约束，根本问题在于从政者是否具备了一颗“德”的心灵，人的内外是否统统化入道德之中，这才是“为政以德”的至高修为境界。

自强不息，与时偕行，发扬传统为政思想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与时偕行是古人入世精神体现出的为政进取的核心要义。它要求为政者能够不失机宜，并以一种极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投身于个人道德修养以及国家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以期实现儒家所追求的“止于至善”的纯粹境界，并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和乐状态。

为政在人，选贤与能，坚持传统为政思想的用人原则。儒家所倡导的“为政在人，人为政本”“政在选人，选贤举能”“用人之道，量才施用”等用人原则，既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又是历史实践的总结，对当代社会的领导干部深具启迪与借鉴意义。

传统为政思想与新时代政德建设要求相结合，严格把握三条线：明大德是“高线”，守公德是“基线”，严私德是“底线”。

八、以经典启迪智慧，关注青少年教育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的希望。如何引导、培养新时代的青少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他们对此多有论述。

倡导经典文化教育。中华经典文化对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开启道德智慧、发展良好品行有着重大意义，国家要以家庭、学校和社区为依托，开展经典文化教育，从而形成青少年道德和人格教育的浓厚氛围。

教育要以培养健全人格公民为目标。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中，要倡导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和“因材施教”等教育方法，不以分数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歧视差生；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人格公民为目标。教育者要从根本上更新教育理念，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在师德、教学素质、教学技巧等方面弥补不足，给孩子营造一个公平、宽松、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

学习儒家自立观，培养当代青少年自立自强。年轻一代缺乏自立的人格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造成独立人格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家庭过多的溺爱和包庇使孩子丧失了自立的能力。中国社会重视人伦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个人的自立，相反，中国文化一直就有自立自强的传统。儒家典籍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知礼，无以立”“三十而立”等记载，以及古代延续的“成人礼”等仪式，都可以用来作为当代青少年自立教育的资源。

九、发挥儒家思想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学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其思想中的普世价值有利于沟通中西文明，加强对外交流与对话，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学者们积极探索、阐释儒家思想中的这一价值，以期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中国智慧。

发挥儒家思想，沟通中西世界。人类文明应当是基于不同个体，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政体基础上的和平分享体验，但是，冲突和战争依然存在。我们应当站在哲学和历史的角度，思考儒学思想或者其中的某些元素。《论语》中的“仁爱”“和谐”“诚信”等元素，这些都与西方文化有着相同的道德体系，在这方面大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心灵是相通的，可以沟通中西世界。

儒学的“兼和”思维和协调智慧具有世界意义。孔子和儒学在对待事物多样性及矛盾时，采用“兼和”的思维方式，张岱年先生说：“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曰兼和。”儒家文化造就了一个多元通和的中华文化生态，证明它是有实践生命活力的。而中国就其民族、宗教、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言，乃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中国能做到，世界也能做到。

儒家“和”的精神有助于构建和谐世界。“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贵和求和，同时又强调“和而不同”，这对于多元文化和平共处提供了相处原则，每个国家对彼此文化的相互尊重有助于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和谐共处。

注重儒学创新，提升儒学与多元文明的对话能力，促进世界和平。当前儒学要在中华民族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文化的互相对话、交流、互动中，融而和合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形态，塑造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新文化精神，这种新文化形态与新文化精神，是对当代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的化解，是对当代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的把握，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学术、精神的需要，这便是和合学与和合精神。

受篇幅所限，以上所列，只是《孔子文化》十年来相关文章的部分内容与部分学者的观点。儒学乃经世致用之学，涵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类内容。学者们的研究也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密切相联。作为一份关注现实、关注当下，以孔子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为己任的出版物，《孔子文化》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原则，发挥孔子儒学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悠悠十年转瞬逝。过去的十年，是孔子研究院由基础建设为主全面转入学术研究阶段的第一个十年，也是孔子研究院大发展、大前进的十年；过去的十年，亦是以孔子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充分肯定与大力弘扬的十年。幸运的是，《孔子文化》是这一阶段的记录者、见证者与参与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东风，《孔子文化》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为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尽一份绵薄之力！

（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霞 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