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自元代始经过山东，其中自济宁向南，完全是利用自然河流：由洸河向南至鲁桥入泗河，泗河向南于徐州入黄河，借黄行运，再向南至淮安入淮河等。这段河流自古以来就是一条水路要道。
大运河作为南北流向的航道，注定要受东西流向的黄河冲犯，成为山东段的最大患险。元明时期，黄河从河南省封丘、兰考向东南流，经商丘、虞城、砀山等地，由徐淮流域入海。但却多从上流阳武、封丘一带向北决口，冲犯北部运河，而南部运河保持了二百五十多年的畅通。但自明嘉靖年后，黄河决口南徙，越发频繁地在曹、单和徐州丰沛县决口，漫淹鱼台、沛县一带泗河，运道屡被淤塞，南部运河不再畅通。
围绕对黄河与山东南部运河的治理，自明嘉靖年后，朝廷产生两种主张的激烈争论：或坚持泗运旧道，或主张另开新渠。其经历可谓曲折、跌宕，前后达一百多年。其结果促成了泗运旧道的废弃，南阳新渠和泇运河的开通，大运河新航线由此形成。
今天了解这一段历史，对于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吸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提升新时代的治水通运，不无重要补益。
南阳新渠的开挖
嘉靖五年（1526年），黄河决口漫淹徐沛运河。据《明史·河渠志》：“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入昭阳湖。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淤数十里”。这时不仅运道淤塞，“粮艘阻不进”，而且连丰县县城也没于水，被迫迁治。河水漫溢使昭阳湖与其周围的塔具、孟阳、满家等七八个小湖连成一片，湖面大幅扩展 。
面对漕运的危机，嘉靖皇帝忧虑不安，明廷大臣“各献治河之议”，但他们的意见相佐。有的主张重新“导河使北，至直沽入海”，有的主张“引河向南，自兰阳注宿迁”，有的主张从上流汴城疏竣原废黄河的故道，引黄下洩，有的主张从上流“引河水注于卫河至临清、天津，则徐、沛水势可杀其半”，有的主张于丰、沛、谷亭间筑堤护漕，疏浚被淤塞的运道等，可谓莫衷一是。
左都御史胡世宁上言更为大胆创新，他主张干脆放弃原泗河运道，另辟新径，于湖东开新渠。“当于湖东滕、沛、鱼台、邹县间独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百余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乃上策也”等。对于此议，兵部尚书李成勋等人也都赞同和支持。面对众臣的争议，嘉靖皇帝却不能决断。泗运河道是自元至明二百多年的漕运命脉，岂能轻言废弃！
嘉靖六年（1527年）冬，朝廷以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他上任后于次年赴实地勘查，认为胡世宁开新河之策切实可行。“询之官民，盛称昭阳河东可改运河，……北引运河之水，东引山下之泉，可谓永久之利”。于是奏明朝廷，获准动工，共役夫六万五千人，用银二十万两，刻期六月竐工。动工后黄河又决，淤庙道口运道三十里。谷亭之黄流断绝。盛应期当即遗官浚赵皮寨、孙家渡、南北二溜沟、河道，以杀黃河上流水势，并疏通下流河道使之畅通。又筑城武以西至沛县以南长堤，以防黄水北溃。
为使新渠尽快竣工，盛应期昼夜行宿水中，督工迫急，百姓渐生劳怨。正当工程进行到四个月，又适逢川陕、湖广等地发生大旱，谣传开河不吉。“会旱灾修省，言者多谓开河非计”。这时一些心怀私计的官员也借机弹劾，谬言应期劳民伤财、体罚民夫等。
在各种流言蜚语蛊惑下，明帝即令罢役。闻此后盛应期立即上章自理，请求展缓一月，以毕其工。世宗接奏后大怒，不仅拒绝其奏请，还下诏将应期割职罢官。遂以侍郎潘希曾往代其任。对于此事，有的官员为其鸣不平。胡世宁上疏言：以新河之役，我是首倡；应期刻期六月竣工，现己四月，工程已完成十之八九。由于督工急促，招致众怨。自古当责首议，我请与应期同时罢官。世宗未许。而新河之役，就这样功亏一篑而罢，“自是四十年无人敢言改河者”。
其后，黄河又频繁决口，漫淹鱼台、丰、沛以及向南至邳州的运道。在后来历任总河潘希曾、戴时宗、朱裳、刘天和、詹瀚等人治理下，先后釆取疏浚淤道、“筑堤束黄，借黄资运”、开支河分黄等一系列措施，使漕运又艰难维持了三十多年。
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又于沛县决口，洪水穿运河入昭阳湖，“上下二百余里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洪水“浩渺无际，河变极矣”。这年冬，朝廷命朱衡为工部尚书监理河漕，以潘季驯为佥都御使总理河道，往赴治河。
朱衡亲率部属，赴当地勘察河势，驾轻舟，凌风雨，巡行河道，看到原来沛渠旧河潴水如泽，汪洋一片，原运道积淤甚厚，泥泞不堪。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疏浚还是筑塞，都不能施工。他认为，即使现在治理了，他年黄水再来也会被淹没，对漕运无济于事。
据当地吏士父老们反映，昭阳湖以东从南阳至留城，因其地势高，每次河水泛滥都不能及。从现场看到昔日盛应期开凿的河渠，故迹仍然存在。朱衡把勘查的情况奏于朝廷，经庭议明帝准予开新渠。但工程刚开始不久，因触及当地某些绅民仕商的利益，一些非议之声又起。这时，有些持反对意见的朝臣官员，又上言以复旧渠为便。其中包括潘季驯也以新河地处土浅泉涌、劳费不赀等由，而坚持恢复旧渠，因而与朱衡有隙。更有官员诬称朱衡好大喜功，“违众自用”，为督“难成之役”竟“用腰斩截发之刑，致死万余人”。明帝收到这些弹劾未置可否，乃以“国之大事谋之深慎”为由，于次年二月复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前往实地调查核实。
何起鸣赴沛地又深入考察，回京后全面奏于朝廷。他在上言中详实说明，旧河难复有“五”，“自留城至沛，莾为巨浸，无所施工。横亘数十里，褰裳无路，十万之众何所棲身。挑濬则淖陷，筑岸则无土，且南塞则北奔” 等等。这实际上是说旧河已无法疏治，同时“新河开凿费省，且可绝后来溃决之患”。当地居民的意见有两种:“在新河者则称新河可开，在旧河者则执旧河可复，皆为市廛之私，非为国家运道计也”。最后他明确表态: “臣断以为开新河便”“宜用衡言开新河，而兼採季驯言，不全弃旧河”。经过廷臣议定，明帝谕决朱衡开新河。
朱衡主持开新渠，亲驻夏村施工现场，昼夜督工。对治河官员和民夫严责峻法。新河循当年盛应期的故迹，自鱼台南阳经三河口过夏村至沛县留城一百四十余里。同时自留城以下疏濬旧河抵境山、茶城五十三里，由此与黃河会。又筑马家桥堤遏河出飞云桥趋秦沟以入洪。方工未成，河复决沛县，冲坏马家桥堤，一些异见官员又借之起议罢免朱衡。但不久工竣，世宗大喜，并赋诗赞扬朱衡，至此非议乃止。此后又于新渠上修建了利建闸、邢庄闸、夏镇闸、马家桥闸、留城闸等共九座，另建减水闸二十座等。自此南阳至留城段运河离开了数百年的古泗河河道，使不再受黄水的东侵，“漕道通而沛流断矣”。这段新渠名为“南阳新渠”，又名“夏镇新渠”，自明至清一直保持了长期畅通。
从嘉靖七年盛应期首开新渠，因流言蜚语被罢免，功亏一篑，至嘉靖四十四年朱衡功业创成，前后历经三十七年，南阳新渠之路谓之曲折坎坷，令后人感叹！但也说明，真正利国利民的创新，终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治业之关在于治吏，官场人事之风不整，官员谋政以私，决策者无卓识之见，必然贻误大业。而像朱衡、盛应期那样，把国家和民众大计置于个人安危之上，如盛应期心存“功成不必在我”之志，敢于力排众议，勇于担当，尽职尽责的官员，才真正是成就大业的栋梁。
泇运河的开挖
南阳新渠开成之后，留城以南仍延用泗运旧渠，虽经疏浚，仍避不开黄淤。此后于隆庆元年（公元1569年）、三年、四年，黄河又连年决口，多是淤塞留城南北至秦沟、濁河口、茶城一带。运道阻塞不畅，漕船阻于邳州不能进。
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的翁大立，于隆庆三年、四年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于梁山（今徐州市铜山区茅村镇）以南别开一新渠，以避秦沟、浊河之险”“比来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河口以远河势。经久之策……在开泇河以避洪水”。翁大立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而且不久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然而自他开始，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泇河之议”。
泇河原是以分别发源于费、峄县山中的两条河流，而形成的一条自然河流，东西两支会合后，向南流于邳州、宿迁入泗淮。如果从吕孟诸湖向东开河接到泇河，沿此河道行运，就可以使运道东移，完全避开黄河的冲漫。但沿途三四百里的河程，穿丘陵越湖塘，地质状况复杂，开发之后究竟如何，可否通运，令人难料。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四月，黄河又在邳州决口，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泇河。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查，获悉开泇河虽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实在艰难；所经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多，开凿仅仅二丈，凿硼石会涌出水来；侯家湾、良城虽然都有了河的形状，但河里伏石太多，坚硬难凿，即使硬性开凿，水流湍急漕船也难以通过；况且蛤蟃、周柳等湖与河道相连须在水中筑堤，用工和经费也没法算清多少；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然可以筑堤，但需凿开葛墟岭来泄正流，开挖地浜沟来排泄零星的支流，完成这些才可以施工。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下令尚书朱衡会同总河都御史万恭等再次前去勘查。这一次，朱衡回来却转变了看法，奏报开泇“有三难，大略如遵指” ，并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徐、邳之间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开河建置了。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开泇六难”“永罢开泇之策”之议等，让开挖泇河的事作罢了。
万历三年（1575年）二月，总河都御史傅希挚又上疏朝廷，以新的考察结果重提开挖泇河。他在《开泇疏》中系统阐明，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去着眼，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不久前看到徐州、邳州一带黄河的河床越淤越高，阻塞、决口、改道的隐患不在今年秋天就会在明年发生。如果在徐州、吕梁下游决口还好办一些，若在萧县、砀山的上游，那么不但会导致漕运中断，恐怕连徐、吕二洪都会干涸！如果在北岸决口，那么不走张秋也一定会冲到丰县、沛县。只有重新开挖泇河，把黄河放在一边，不把它作为运道，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原来开挖泇河的“三难”之说，表示派钻探、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三难”的地方逐个勘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开始就从上泉河口打通，一直向东南方向拓展，那么，水就是向低洼的地方流去。这样，水流趋向高处的难题就避开了。再向南一点经过性义村，岂不又避开了向东经过葛墟岭地高、石坚的难题了吗？稍微移动一下陡沟河，让它经过郭家西的平坦之地，良城、侯迁的伏石就又可以躲避过去了。至于泇口上游和下游河水有深有浅，湖塘一个接着一个连片成网，其间还有不少砂礓石的问题，并不阻碍河床的拓宽，总比上自泉河口引水，下至大河口出水要好得多。
这样，从西北到东南总共五百多里，比借黄河这条线近八十里，而且这条运道上，补充水源的河、渠、湖、塘占这一区域的十分之八九。源头的水都是地下、地上水网相互贯通，这真是老天爷在帮助我们的漕运啊！过去，工部尚书朱衡开挖的新河，都御史潘季驯开挖的邳河，都是姑且补救一时之急，他们当时所用工费之多，难以用语言表达。现在虽然有幸没有出现阻塞，但是关键问题不解决，不能不担心会有突然的事故发生。到后来再用尽所有的财力，来疏通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又与新河、邳河治理后，依然水势汹涌有什么两样呢？如果用十年来治理黄河的费用完成泇河的开挖，泇河就是现在的黄河，而且不用担心它再堵塞和决口了，茶城也不再担心淤平阻塞了，徐、吕二洪的艰险也不用再担心了，漕运的船只不用担心沉没和折损了。洋山这条河可以不用挖，境山的船闸也不用再建，徐口防洪的役夫都可以省去，马家桥的堤坝工程能够中止。现在不提供这些经费，今后节约下来代替（开挖泇河的费用）还足足有余呢！
傅希挚认为开挖泇河是适宜的，开挖泇河的奏疏如此深入详实，精准透辟，入情入理，势如高屋建瓴，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教条、庸冗之风，形成显明对照。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这不能不使万历皇帝为之赞赏。皇帝看后，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开挖泇河之役，看似即可成为现实。
然而，侯于赵实地查看后，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丰、沛的堤防，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泇河的事。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说法也与侯于赵一样，“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万历皇帝听后很不高兴，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指责他们是“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先治黄河后开泇“的做法，使开泇之议再次泡汤。
至此，“开泇河” 之议成为烫手的山芋，朝廷拿不起放不下，朝臣们更是忌惮慎言，再不敢触碰。然而，推动事情进展的却仍是黄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黄河又决口下灌沛县、徐州，加之“徐沛鱼滕诸郡邑雨潦大作，泉湖湓溢，汪洋滔天，漕堤溃决凡二百里”，秦沟河口段越淤越高。东起微山、吕孟诸小湖，西至马家桥、李家口一带汇为大湖。李家口河行船时纤挽无路，粮船无处停靠。总河尚书舒应龙借宣泄微山湖及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从韩庄向东，引湖水经过彭河走泇。于第二年动工，经过五个月的时间，开挖了45里中心沟，并建成湖口闸。这就是泇河的上游。舒应龙假以泄洪水的名义，首先成功地开挖了一段泇河，有意避开争议的问题，而实际上却积极地把开泇付诸于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从政谋事的智慧。
其实，在舒应龙开韩庄支渠之前，总河潘季驯曾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主持开挖了一段李家口运河。据万历《滕县志》记载，李家口河自夏镇吕公堂迤西转东南近微子山，又西南经龙塘至内华闸接镇口河共一百里。镇口河十八里内建梁境、内华、古洪三闸，古洪闸原接黄河，后河口另建镇口闸，闸南八十余丈入黄河。开挖李家口河之后，坨城段运河东移了十六里至内华。李家口河、韩庄支渠的开挖，虽然仍未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却在很大意义上启动开挖泇河的帷幕。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黄河又在徐州黄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这时开泇之仪再起，连工部也赞同开泇河，但行动犹豫迟缓，不见结果。至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更多大臣提议、赞同开泇河，尤以总河刘东星、夏镇分司主事梅守相、御史张养志等起了决定性作用。刘东星被万历帝命为开挖泇河的督理。张养志向朝廷提出“四” 议，对开泇河的意义作了新的论证，对实施方案等进一步调整和修改。在他们新的调研基础上，认识更加深入，实践更加可行，有力推动了工程的实施。
在刘东星主持下，由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对河槽加宽加深。开良城、侯迁庄、万庄，由黄泥湾到宿迁之董口河道。因“地多砂石，工艰未就”，又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泇河，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以便纤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漂沉的风险。同时，在韩庄以东的河槽上，分别建巨梁石闸和德胜、万年草闸等。为开泇河，刘东星殚精竭虑，带病督理，最后殉职于任上。
泇河虽然初步开通，但尚不能通运，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浅，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广粮船重大，艰以通航”。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总河侍郎李化龙再次提出开挖泇河通运，并于次年正月上《请开泇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开泇河的“六善”“二不疑”，更为全面地阐述了开泇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深得万历皇帝称赞。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打算。
李化龙循旧迹，自夏镇南李家口(今三孔桥)向东，经种口渐转东南郗山，至韩庄折向东，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全长260里，统称泇河。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八月，李化龙上报泇河大部分水工完成。当年粮船就有三分之二通过泇河。
泇河开通后，南来航船由邳县直河口入泇河，经台儿庄—韩庄—李家口入漕运新渠，经夏镇至南阳，再向北经鲁桥、济宁等驶达北京。万历三十三年，漕船过新渠达八千多只 。此时李化龙因母丧离任，总河侍郎曹时聘接其任，又完成了未竞之工，包括修台儿庄、侯迁、万年、张庄、德胜、韩庄等船闸八座，疏通东部山泉济运支渠等工程，还设立了泇河运段的管理机构，增设河官和闸夫，建邮驿、巡检司等。到这时，一项前后争议了35年的工程，在经历了坎坷跌宕的考验之后，终于完成。在整个开泇河工程中，先后立下最大功绩的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三人，被后人称为“泇河三公”。
泇河新渠虽然通航了，但开泇河之争却并未结束。
综观明代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朝廷大臣的主张分为两派，即“借黄行运”派与“避黄行运”派。“避黄行运”派的主张从翁大立、傅希挚、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的议奏中，已看得比较淸楚。主黄派以潘季驯、万恭、常居敬等为代表，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是黄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黄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摆脱“黃祸”，又可以借黄行运。潘季训治理徐淮黄河的成功经验证明，黄河淤塞运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开新河。在泇河之议中主黄派反对开泇河，开通之后，又认为开挖泇河是不成功的，严重贻误了对黄河的治理。正如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二月，广西道御史史弼上疏所言，泇河开成以后，就一定可以代替黄河吗？目前泇河经常河浅没水，而到夏秋就受沂河、武河和京河的山洪冲击，出现大量淤沙，黄河更加随便的到处决口。两项工程同时动工，一个也没有完成。
在这种争议的推动下，泇河新渠在明末又不断拓展、疏浚，建置不断完善，而原来的借黄行运也并未立即废弃，一时间保持着两道线路通航。直到明朝灭亡，对于泇河的争议才完全止息。
清代完全接受了开挖泇河的成就，并把它作为京杭运河的主航道，旧运道被完全废弃，“废镇口河，专用泇河”。用清代治河专家、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这似乎就是开挖泇河的历史总结。此后的三百多年中，京杭运河再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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