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爱华

我国拥有五千年辉煌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通过丰富的历史实践不断获取认知，汲取经验，积累归纳形成了我国古代较为成熟的应急管理经验。

瘟疫是当今人类社会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内容。从历史阶段上来看，在人类社会早期，瘟疫通常具有地域性，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种所经历的疾病困扰各有差异，而随着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的交流，不同瘟疫的致命病原体跨越山川荒漠、江河湖海等自然屏障开始交叉扩散。在蒙古帝国大规模扩张时，这种扩散在旧大陆达到了一个巅峰，而当大航海时代开启，旧大陆的瘟疫被传播到新大陆，给当地土著居民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往来日趋频繁，瘟疫同人类社会一样，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病理因素上来看，任何流行病在人类社会传播爆发的初期都是迅猛且致命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人类自身免疫系统在与致命病原体的斗争中逐渐进化，病原体的致命性和传播性也逐渐下降，如此两相结合，原本凶猛的瘟疫态势逐渐趋于和缓，最终达成一种人类与病原体之间的生命平衡——人群免疫力经历瘟疫的洗礼更加强大，而病原体亦不至消亡，它依旧存在于人群中，只不过更倾向作用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譬如老人和孩童。随着近代医学发展起来，疫苗的发明大大打击了流行病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时至今日，新生儿乃至成人群体接种各类疫苗依旧是人类防御致命病原体的有效举措。但我们须知，人类从未真正消灭过任何一种病原体，人类与瘟疫的斗争亦从未停止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部门为主的应急管理模式。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和人民健康事业，全力推进国民卫生体系和对应基础设施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多种急性与慢性传染病依旧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与健康。因此，卫生部大力推进全民防疫工作，并将其作为国家卫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科学防疫工作的开展提升了国民免疫力和健康水平，同时也向广大民众进行了科学卫生知识普及。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全国的防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多种急性、慢性传染病的发病率、死亡率显著下降，地域性传染病如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获得极大改善。可以认为，一方面，我国部门主导的应急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在与疫病的持续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国民卫生意识也在逐步提升。但进入新世纪，随着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此前所建立的以部门为主的应急管理体系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挑战，其缺点和局限性开始暴露出来。防疫、抗疫工作不同于其他突发重大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其原因有二：其一，由于致病微生物的生命进化特性，由传染病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探因排险，有效针对管理这一方面存在天然的挑战；其二，突发性流行病通常具有传染性强，致病率高的特点，且直接作用于流动人群，一旦因无法清晰认识情况造成防范管控纰漏，此后极易出现大规模感染的疫情状况，为此必须进行相应范围的人口隔离和人口流动管制，继而间接影响到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社会往来和日常生活。

生命重于泰山，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就是守护初心，没有全民健康也没有全面小康。总结中国乃至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瘟疫经历，不难得出结论：建立健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是现代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之举。对当代中国而言，它既是促进国民公共卫生事业进步的必要保障，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此，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为武器，加强顶层社会和模式重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一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工作的各环节都要有直面矛盾，不惧挑战的态度，勇于担当责任，敢于剖析现实；二要崇尚科学，信任科学，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为此既要大力推动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切实提高疫情防控救治的科学性，也要发挥科技手段在疫情防控态势下支持防控体系以及国民经济社会运转的重要功用；三要推动全面完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投入，优化国家、地方应急管理体系统筹方法，以实现三个协调联动——医疗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控之间的协调联动，各专业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中央与地方、基层之间的协调联动，从而全面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最后，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更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还应更加重视卫生风险的源头防控和全民防疫意识的提升，加强对科学的健康知识和防护措施的普及，在全社会形成提高公共卫生意识的氛围。（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