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完整深刻论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对此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根本制度是覆盖我们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覆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切方面、所有领域的。

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包括五个方面，即根本领导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文化制度、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和根本军事制度。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决定稿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坚持党的领导制度，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经验总结。《决定》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强调“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人类制度历史上的伟大创造，它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实际，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决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大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领导文化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形成的方针原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重大制度创新，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丰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军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基本制度也是覆盖和体现在各领域各方面的。

在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决定》要求，我们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关于基层治理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由居民（村民）选举的成员组成居民（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体系中有着十分独特的作用。

在经济领域，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这次《决定》中概括的“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由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扩容而来。在这“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之前加上一个“等”字就是表明：我国各领域各方面基本制度是会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扩容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探索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质量。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决定》指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是指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这些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之顶层，下连社会基层，涵盖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我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相比较，国家的重要制度需要创新和完善的空间最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突出点明的“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都属于重要制度范畴。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