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出孔子研究院建院23年尤其是《孔子文化》《孔子学刊》创刊10年来的儒家文化研究与普及成果精粹汇编，孔子研究院举行了“儒家文化与新时代国家治理”学术论坛暨《洙泗儒话》首发式。济宁市政协副主席倪丽君和山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陈修亮在学术论坛开幕式暨《洙泗儒话》首发式上致辞。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教授主持了学术论坛主题演讲。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中山大学哲学系黎红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张涛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成积春教授，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兼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孔新峰教授分别作主题演讲。现将各位学者的演讲内容予以摘编。
儒家治道与企业治理
黎红雷教授以《儒家治道与企业治理》为题，阐释了儒家思想在当代企业治理中的运用，从八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当代中国企业治理的实践经验和智慧结晶：“拟家庭化”的企业组织形态、“教以人伦”的企业教化哲学、“道之以德”的企业管理文化、“义以生利”的企业经营理念、“诚信为本”的企业品牌观念、“正己正人”的企业领导方式、“与时变化”的企业战略思维、“善行天下”的企业责任意识等。
他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的族群，儒家学派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的思想学派。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承续传统的家文化，把公司当作“家”，把员工当作“家人”，自己则当一名尽职尽责的“大家长”。企业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要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幸福社会，推行拟家庭化的企业组织，建设幸福企业大家庭，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教化是儒家的基本功能。管理就是教育，管理者就是教育者，管理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在儒家看来，对于人的教育，最根本的是伦理道德的教化。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立志以儒家思想构建学习型企业，积极推行人伦教化，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栋梁人才。为社会培养一批又一批承担中华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才，是企业光荣的使命和最高的追求。
“德治”是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原则。“德”是做人应有的规矩、做人最基本的属性，尤其是一个合格的企业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风范。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致力于塑造新时期的工商业文明，创立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机制，把社会、他人、自身利益融为一体，创造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崭新管理模式，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世界级企业的管理制度融为一体，确立了中西合璧的普适性企业文化。儒家主张“义以生利”，把管理活动当作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一个以精神追求为最高价值的管理者，在价值认识上是“见利思义”，在行为准则上是“取之有义”，在实际效果上是“先义后利”，在价值评判上是“义利合一”。
他认为，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基于儒家的诚信思想，提出“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以员工高品行的人品，形成高品位的企品，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并且，强调企业领导者的以身作则，就是中国式领导风格的体现。以身作则是树立企业文化的根本基础。一个公司风气正不正，最关键的还是一把手为人正不正。真正的儒家主张与时变化、趋时而动。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致力于成为“时代的企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企业应该是时代的企业，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就是成功的企业。儒家的责任观，集中体现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提出“共创财富，公益社会”的企业使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有四个方面：诚实经营、绿色环保、关爱员工、慈善捐助。
黎红雷认为，儒家思想是企业的文化根基，儒学含有丰富的治理思想。企业，是当代社会最活跃的细胞；企业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转化为现代企业的治理哲学，以儒学之道驾驭现代管理科学之术，不但解决了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理论。
从轴心期到新时代
——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当代价值
张涛教授以《从轴心期到新时代——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当代价值》为题， 梳理了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阐释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和当代价值。
他认为，儒家思想具有重要地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与作用方面，张涛系统总结了轴心时代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汉代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以及宋明理学的政治理念，论析了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关系等。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孔子，这正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纵观中国历史，无数先进人物正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和激励下，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大义凛然，仗义疏财，慷慨赴死，传递正能量。在这方面，儒家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显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分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在新时代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中华文明推崇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通；“重民”“安民”等民本思想，与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一脉相承；“仁义礼智信”，与今天倡导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交相辉映；“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与当今开放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思致相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同时尊重世界上其他文明，加强交流、互学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张涛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甚至是其文化根基和理论支撑。儒家文化在国家治理层面自古以来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要继承儒家国家治理思想的“仁”与“礼”两条基本思路，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对传统儒家治国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守正创新，结合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贡献力量。
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中国 当代基层治理的启示
颜炳罡教授以《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中国当代基层治理的启示》为题，从四个层面阐释了儒家德治思想与国家基层治理的内在联系。
他认为，儒家文化自始至终是一种治理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透射出儒家文化提倡从自我、家庭、国家、社会各个角度进行治理的主张。《荀子》中讲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这里面的“群”，是说人可以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有了有序的社会管理，人类才会由野蛮进入到文明，管理程度的高低与社会文明的进步程度成正比。
德治主义是儒家治理的第一原则或基础性原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孔子德治主义的具体表现。德治主义既是治理的手段，又是治理的目标。儒家注重德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以德治国，靠的就是高尚的人格感召力、高尚的德行和操守。要做到以德配位，就要让道德高尚的人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推崇，无德不贵，有德才贵。儒家的德治思想体现在方方面面，道德教化、道德感染与道德浸润，是其方式与特点。《颜氏家训》中说：“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一个人如果与道德高尚的人在一起，自然就会受到熏染与影响，就会“见贤思齐”，达到一种以文化人的境界。
推行德治主义要注重礼法并行，既要“禁于未然之前”的礼，又不能废“禁于已然之后”的法，礼法相辅而行。儒家所说的道德感化、社会规矩的作用，即礼的作用，在于将一个人在犯罪之前，就把他的念想克制住。儒家并不否定法的作用，有德性、有温度的法，才是良性的法，否则，就是恶性的法，德是法的价值根源，法是德的底线。德治首在教化，依靠道德的感召、浸润、熏染，通过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成人之方式，打造“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君子之乡，圣贤之乡。
颜炳罡认为，王道政治是儒家治理的最高境界。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但中国崛起应以中华文化作为价值支撑，内施仁政、外用王道，才是真正的崛起。处理国际关系，要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内施仁政，即是要惠民，荀子在《王制》中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莫若惠之”，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惠民、爱民，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要“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只有“安政”，才能实现荀子所推崇的“平政爱民”的治理境界。“知贤之为明，辅贤之为能”。“明”与“能”，显然是儒家德治思想对中国当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启示。
儒家文化为新时代 国家治理提供丰厚滋养
成积春教授以《儒家文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丰厚滋养》为题，阐释了儒家文化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的价值意义。他认为，儒家文化在今天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教化文化三个层面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丰厚滋养。
政治文化层面，儒家的中央集权思想、民本思想以及德治思想等政治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的政治治理提供丰厚滋养。首先，中央集权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政治遗产，汲取这一政治治理思想中的精髓，对于形成新时代党的集中领导体制，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意义重大，对于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做到“两个维护”具有文化根源性价值。其次，“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等一系列儒家民本思想的根基，贯穿于古代政治治理的实践中，被当作稳定社会和治理国家的有效法宝。今天，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应当从儒家民本思想中汲取丰富营养，把民本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完善民生保障制度提供历史借鉴。最后，儒家为政以德、仁政、得民心等德治思想的内涵丰富，是古代政治治理智慧的宝贵结晶，必将成为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泉。
制度文化层面，德主刑辅的制度设置、首重德行的选官任官制度、高效保密的中枢决策机制和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行政管理体系等制度文化对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具有重要参考借鉴意义。首先，儒家主张“德主刑辅”，提出“以德化民，以刑辅教”的具体办法，并特别强调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人员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立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执法者、行政者的“德”的提升和正确的站位尤为重要。其次，中国古代“举孝廉”“九品官人法”“荐举制”等注重德行的选人思想是可取的，历代的选官用官实践也积累了大量经验，这对于今天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最后，要有效治理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高效保密的中枢决策机制和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行政管理体系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些制度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教化文化层面，儒家的政德和民德教育文化为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丰厚滋养。首先，儒学是君子之学，是重视官民修身的“成人”之学，其蕴含的道德教育资源必当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也是社会主义新道德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其次，圣训、家训、宗谱等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社会治理可资利用的优秀文化遗产，可以为今天的公民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养成提供更加贴近生活的借鉴。
家国之理与国家治理
孔新峰教授以《家国之理与国家治理》为题，从历史中国的“家国之理”、“家国之理”的现代困局、以及国家治理的“家国”维度三个层面分析阐述了家国之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从历史中国的“家国之理”层面来看，周天子封邦奠定了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走向的“家国”想象，主张“人是家（伦理）的生灵”。“家”是儒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也是传统中国人“修身”的物理与心理的栖息所和养育场，人性、伦理和德行的生成在“家”。“家”与“国”并非截然两分，小“家”是大“国”的缩影，“国”政是“家”政的扩大化，“家”是“国”的根本，“家国”秩序的维系以“家”为圆心。此乃中国古代宪制“家国同构”的基本模式。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体现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打通“心理”“伦理”与“治理”的鲜明特质。
从“家国之理”的现代困局层面而言，传统中国“家国天下”重“家国一体”而忽“家国之别”的理论缺憾在现代日渐彰显。中国近现代发生的家庭革命、国民塑造等运动，甚至一度试图以极其激进的方式消灭“家国”以拯救“国家”。当此“乡关何处”之时、“家国焉在”之际，中国乃至世界的有识之士却发现：现代“个人”乃是理性主体进而是权利主体，而儒家之“身”更强调关系性的德性主体，在“权利话语”盛行之余，价值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国家理性”屡有畸变为“国家主义”的危险。“家”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生活意义的丧失、治理成本的高企乃至认同政治的挑战。
从国家治理的“家国”维度层面而言，推进具有中国品格、中国气象乃至世界担当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亟待将化解“家国矛盾”、塑造“家国合力”作为当务之急。“国”与“家”在当代中国的“破镜重圆”有很多的体现，特别集中在生育政策、丧葬政策、教育投资、美德养成、基层治理乃至“拟家庭化”的“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近一年来党和国家颁布的诸多政策，其中对“家庭”作用的重视可谓空前彰显。
孔新峰认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应同时防范特定个体或群体无节制的“至上”话语，除了天道追求与天下担当，还应对久已被污名化和低估的“家”的价值，予以更加审慎公允的看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甚至在基于中国经验、富有中国气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构建中，均宜念兹在兹、久久为功。
■ 通讯员 宋振中 华静静 李庆庆
图片摄影 孔勇 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