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做过官的人，虽说时间不长，但升迁很快，做得很好。

孔子51岁初仕做官，55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一共5年左右。孔子的这段从政经历，展示了其卓越的政治才干，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笔政治文化遗产。孔子曾做鲁国大司寇，主管刑狱，为六卿之一，他的法制思想与实践尤其值得重视和借鉴。

必使无讼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同别人差不多；那么孔子高过别人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想方设法做到让老百姓没有诉讼。

“必也使无讼”，体现了孔子治国理政不但治标，更要治本的思想。“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无讼社会”是儒家向往和追求的社会治理境界。孔子不但提出了这一目标理想，而且在实践中也达到了这一境界：“设法而不用，无奸民”。《淮南子·泰族训》亦载：“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由大司寇升任代理相事的时候，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就治理得很好。卖牛羊的不多要价，男女行者别于途，路不拾遗，四方宾客来到后不去找有关部门，就被招待得很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孔子治下的鲁国，呈现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

先教后诛

孔子之所以能取得“非法之所能致”的效果，就是因为采取了“先教后诛”的治理策略。这里有一个“父子讼”案例。

一对父子有了矛盾，向孔子提起诉讼，而孔子什么也没有说，先把他们父子关在一个牢房里，三个月不予审理，终于，当父亲的提出撤诉了。孔子也就没再审理，就把他们赦免了，结果引起季孙氏的不满，孔子听说后，说明了“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的道理。

也有学者认为，“同狴执之，三月不别”是一种拘禁，是当时西周时期的一种刑罚。这里的关键，是把父子关在同一牢房里住了三个月。对于他们父子俩来说，这三个月应该是不平凡的三个月，可以想见的是，也许他们经历了一个互不相让，自我辩解，互相理解，逐步释然乃至最后父子俩幡然悔悟，抱头痛哭，而父子亲情终于战胜计较相争的思想斗争和相互教育的过程。这才有了“其父请止”的结果。

孔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先给了他们一个自我教育的机会，争取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因为，无论哪一方诉讼赢了，而受伤害的必定是他们的父子亲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官司没有赢家。现在，一些亲人之间的诉讼案例就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办案

君主也不是金口玉言，说的什么都对，这就需要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不能唯我独尊，自以为是。在这方面，孔子是很开明的，他主张要多谋，多听听众人的意见。

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

寥寥数语，一位具有民主作风、善于征求众人意见的法官形象，就跃然纸上了。2500多年前的大司寇孔子，真是可亲可敬、可赞可叹！

科学断案

孔子的一些司法思想也是比较先进的。孔子说：“大司寇的职责，是正定刑法辨明法令来审理案件，审案时必须听取群臣、群吏和万民的意见。有人指证但不能确定事实的，就不治罪。依法量刑，可轻可重的从轻；如果赦免的，原判较重的先赦。疑案则要广泛地向大众征求意见，共同解决。如果还有疑问无法裁决，就要赦免他”。由此可见，孔子审案是非常慎重的，既体现了仁者爱人的司法思想，又注重了程序上的严格和公正，对于促进今天的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畏权贵

孔子一生坚定维护“礼制”。在做大司寇期间，对于有违“礼制”的行为，敢于较真碰硬。

当时，鲁国“三桓”把持朝政，鲁国公室衰弱，国君成为傀儡。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孟孙氏的成邑这“三都”，超过了国都，不符合制度，所以，孔子向鲁定公建议堕三都。由于叔孙氏、季孙氏与家臣之间的矛盾，所以赞成；孟孙氏曾是孔子的学生，起初也不反对。叔孙氏堕郈很顺利，但是，季氏将堕费时却遇到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反抗，孔子指挥申句须、乐颀打败了他们，才得以堕费。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鲁定公围之不克，孔子的堕三都计划也随之失败。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是这一行动沉重打击了“三桓”的势力，加强了鲁国公室的的地位，表现了孔子不畏权贵的非凡气魄。

孔子虽然主张“为政以德”，但并未反对法制。孔子做鲁大司寇的宝贵经历，让我们得以领略作为“大法官”的孔子的风采，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