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八角鼓，是北京八角鼓在清代随大运河流传到济宁的一种传统曲艺艺术。自清末民初以来，济宁八角鼓经历了由兴盛到衰落的历程。

2021年11月24日，济宁市申报的八角鼓入选山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济宁八角鼓与其他的济宁本土非遗相比，关注度较低，文献资料、新闻资讯都相对匮乏。

作为“外来非遗”的典型案例，做好济宁八角鼓的现状分析及传承保护，对于其他地区相类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借助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我们可以从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的连续性3个方面，来关注济宁八角鼓传承与保护。

济宁八角鼓的特殊处境

碎片化的记忆载体：济宁八角鼓的文本失语和空间异化 文化记忆涉及的是“发生在绝对的过去的事件”，即久远时代至关重要的信息。历史上关于济宁八角鼓仅有零散记载，缺乏系统性的整理，文献资料非常有限。八角鼓从北京到济宁至今，空间的记忆载体也发生了变化：“从大清的土物”到码头、茶馆，再到文化馆展厅，八角鼓逐步脱离了原生的场域。申遗前后相关的实质性研究和报道也并不多见。

截至2025年2月，知网搜索主题为“济宁八角鼓”的结果，仅有2010年至2023年12篇相关论文；搜索济宁市官方门户网站，自2010年至2024年仅有20篇内容提及八角鼓，其中包括济宁市人民政府官网1篇，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2篇，济宁新闻网12篇提及、2篇相关，中共济宁历史网3篇相关。

曲艺混血儿：济宁八角鼓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 文化记忆与群体身份认同紧密相连，人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回忆过去，构建自我形象是追溯过去的核心动力。

济宁八角鼓作为随运河而来的外来曲艺艺术，曾象征济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其融合满族岔曲、河南鼓子曲和济宁本地民歌，成为曲艺艺术的“混血儿”。然而，运河带来了它，也带走了它。运河停运、社会动荡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济宁八角鼓逐渐失去了其生命力。那么，到底是谁支持了济宁八角鼓的兴盛呢？

王宇琪的《“八角鼓曲种系统”音乐研究》，虽未提及关于济宁八角鼓的内容，但其关于北京八角鼓的表演，有这样的描述：八角鼓上场时，以“八角鼓是大清国土物”为主题是必须说出的，足令听者肃然动容。

“八旗子弟以唱八角鼓为荣”，可见八角鼓在清代是作为贵族身份认同的一种曲艺。那么济宁八角鼓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认同这种曲艺形式的观众，到底是外来的富商贵族，还是济宁的本土居民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直接关系到济宁八角鼓的受众基础及其传承生态。时至今日，信息的爆炸使人们的注意力和娱乐生活被各种传媒填满，这给本身就缺乏身份认同的济宁八角鼓，想要得以传播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断裂的节点，济宁八角鼓“榜上有名，却查无此人” 文化的连续性如同运河流水，断流之后的河道纵使有旧舟，却难载新客。运河经济衰落之后，码头繁荣不再，富商纷纷撤离，济宁八角鼓失去了其核心受众。

2015年，赵小林、李娟娟在《寂寞济宁八角鼓——由济宁八角鼓现状引发的思考》一文中，整理了济宁八角鼓的流传谱系表，其中自清末民初至民国后期的三代八角鼓传承人共计20人。表格中提供的姓名信息，除个别可以在其他渠道偶有提及之外，大部分都“查无此人”。即便如此，这份名单也已经是迄今唯一整理有序的济宁八角鼓传承人资料。

随着亲历者的老去，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面临记忆传承的断层危机。济宁八角鼓传承人断代的情况，在史茹发表的《浅析济宁八角鼓艺术特色及传承发展》一文中也可得到佐证。文中提及其“母亲专程去北京多次，在老奶奶家陆续住了几个月，将济宁八角鼓的唱腔、表演等技艺进行系统学习和整理”。由此可见，人口流动也增加了济宁八角鼓的传承成本。另有多篇文献都指出，八角鼓在鼎盛时期有300个到400个左右的曲牌，然而至今完整保留的却只有十分之一。这些现象都说明，济宁八角鼓在文化传承及文本记忆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断裂。

济宁八角鼓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记忆”理论指出：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传统”，虽然“传统”看似来自历史，但它事实上也是被当下的社会框架与需要所建构的。保护和传承“边缘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记忆载体的缺失、身份认同的薄弱、文化记忆的断裂，将导致这种文化形式被集体遗忘。因此，保护和传承济宁八角鼓，需要从多个方面整体地、全面地进行。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第四条明确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稳步实施的原则。”这也为我们指出了保护和传承济宁八角鼓的路径与空间。

重构：济宁八角鼓文本拼图计划 发动济宁市民积极参与文献资料的挖掘，邀请市民提交家中老照片、手抄曲牌鼓谱、口述史，使用“济宁八角鼓线上档案”的方式，方便信息的收集、上传、管理。加强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并共享现有资料。

逆向数字化：开发“运河声景地图” 将济宁八角鼓老艺人和传承人等相关的演奏、说唱影像、音像，结合京杭大运河的码头、市井等一并制成“声景地图”，可以充分展示济宁八角鼓的曲艺特色，游客扫码即可以通过聆听还原八角鼓特点。

重塑文化认同：找到济宁优势 挖掘对比济宁八角鼓与其他地区的异同，找到济宁八角鼓的特点及优势，打造“运河济宁八角鼓”的文化标签，这也符合当代社会开放包容的价值观。通过这一标签，可以映射出济宁运河文化的重要性及城市的包容性。“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是被回忆的历史。”通过强化身份认同，获得大众的好感，扩大受众基础，讲好济宁故事。

重建济宁八角鼓的文化连续性：从“断层”到“转译”，借力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除挖掘已有文献之外，济宁八角鼓也可积极寻求跨界合作，借助年青力量和潮流文化，植入济宁八角鼓以提升自身文化知名度。

例如，最近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引起了又一波现象级的热度，其中巧妙地结合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尽显满满的文化自信。实现记忆的创造性转译，与其“强行让年轻人爱上老曲艺”，不如让济宁八角鼓成为现代创作的素材库。

文化记忆依赖社群实践。面对传承人断代的情况，可以采用“草根赋权”的方式，以往的非遗传承人都是官方认证的，但是这种垄断式的传承方式缺乏传播性和广泛性。以“草根赋权”补足“官方认证”的方法，具体可以参考2020年“德云社”在抖音平台发起的“龙字科”招生活动，当年此活动在抖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对传统曲艺的关注。

济宁八角鼓作为“外来艺术本土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其他扎根本土的非遗来说，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想要保护这类非遗，就需要针对其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保护非遗，并不是将它们放在玻璃罩里，而是在城市记忆的缝隙播种新的生命力。修复其记忆载体，建立民众对它的文化认同，完善其叙事的连续性，是保护济宁八角鼓曲艺艺术的第一步。

保护非遗，不仅关乎技艺的续存，更是对边缘文化记忆的捍卫；传承非遗，不是费尽心思让年轻人喜欢它，而是让文化的记忆重新流淌在真实的生活里。

①钱亚东先生和刘宝光先生表演八角鼓的影像记录②八角鼓■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