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合川文化街61号，有一条不起眼的巷子，叫芭蕉巷。沿着铺满青石板的小路往里不远，便有3棵芭蕉树。再往里三四十米，一座修建于清末民初的独立小院呈现眼前，这就是“中国船王”“实业救国之父”卢作孚的故居。
故居占地面积573平方米，建筑面积275平方米，主体为悬山顶穿斗式一楼一底木质结构，小青瓦屋面，前后均有通廊，条石砌筑的台基，底层左右两间为书房，二楼左右两间是卧室，楼上楼下结构相似。
这栋房子是陈伯遵所赠，他是卢作孚少年时期恩师，后为挚友，民生公司创始人之一。当年，卢作孚回乡完婚，和母亲及家人住在这里。后来的14年，几个孩子出生，民生公司创办，卢作孚都住在这里。直到1936年举家搬到北碚后，卢作孚还时常回到芭蕉院小住。
一
岁月流淌，庭院幽幽。蒙蒙细雨中，当年种植的芭蕉树和修竹，依然挺拔碧翠，还不时有新芽一茬茬在萌发。坚挺的生命在轮回中默默陪伴着这幢老房子，仿佛在讲述着卢作孚满腔赤诚、一生报国的风雨人生。
在一楼厅堂，有卢作孚先生的几张照片。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炯炯有神的目光里透着智慧和坚毅。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在四川合川一个小商贩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他勉强读完小学就辍学了。自此，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后来却担任过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堪称教育界奇迹。
尤其在数学方面，卢作孚表现出聪颖过人的能力。通过自学，他16岁就开始为别人补习中学数学。他还编著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应用数题新解》等书，并以“卢思”的名义在四川提学使署立案。后因资金困难，仅有《应用数题新解》出版发行。
那个时候，卢作孚还以专栏作者的身份，给报纸和杂志写稿，同时全力学习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深入研读国内外一切进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其中包括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名著。1910年，他接触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并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的洪流。
卢作孚青年时期就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1921年，他受川军第二军师长杨森邀请，到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展露出超前的创新思维和改革意识。他创办通俗教育会，开展以民众教育为中心的通俗教育实验，组织各种文化、卫生、体育活动；以川南师范为中心，大刀阔斧改革学校教育内容及方法。
经过一年多实践，教育改革初见成效，却因军阀混战、杨森倒台而夭折。1924年，杨森东山再起，卢作孚在其支持下于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发展民众教育。但仅维持1年时间，又因军阀战火再度被迫中断。
两次失败让卢作孚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也让他意识到，脱离经济实体单纯搞教育是行不通的，应当先兴办实业，再搞教育。实业救国，首在交通，交通之要，在于铁路。
经过论证，卢作孚发现，铁路建设耗时长，收效慢，前期投资巨大，根据四川及重庆实际，航运收益更为迅速。1925年8月，卢作孚回到家乡，邀请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集资募股，筹备成立民生轮船公司，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这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
二
“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开始了”“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故居中的陈设，凸显着卢作孚超前的理念和浓浓的爱国之情。庭院的西墙上，镌刻着卢作孚许多名言警句。这是修缮故居时增设的，目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苦难历史，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卢作孚不屈命运、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
民生公司创办初期，卢作孚住在这里。因为国弱，外资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闯，政府官员更是对洋人卑躬屈膝。他决定改变这样的现实，面对国家危难，虽然一人的力量微渺，但也要全部奉献。
卢作孚在公司的章程里特别规定：“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限”，不让外资染指。当时各轮船公司都遵循外商规定的“甲级船员只能有外国人担任”，民生公司却倡议并实行“甲级船员不任用外国人，均有中国人担任”。
卢作孚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长后，首先下令中外船只进入港口，除向海关结关外，还要向航管处结关并接受登船检查。外商轮船开始不同意，卢作孚命令码头工人和驳船不结关就不予以装卸。外轮只好就范，从此开创了中国士兵可以登船检查外国船只的先例，长了国人的志气。
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一直站在抗日救亡前沿。他强烈呼吁四川各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向各界人士印送自己写的揭露日本侵略阴谋的小册子《东北游记》，还邀请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等到公司演讲，甚至给每个船员的床单上都印有亲拟的“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字样，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宜昌大撤退是卢作孚抗日救亡中的一个大手笔，这段历史至今仍被称为传奇。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拥有46艘轮船，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1938年8月，他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官职对卢作孚没有任何吸引力，他曾私下说：“我是不愿做官，只想真正能为民众做点有益的事。”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数万吨工业物资和千百万人，集中到宜昌等待内迁。“全中国的兵工、航空、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卢作孚在宜昌时说道。川江惊险，船运能力有限，而且10月以后，大型轮船能正常通行的时间只有40天。危急时刻，卢作孚挺身而出，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之下，亲临一线指挥航运，硬是在40天里，将所有滞留人员全部转移到重庆。
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深情回忆道：“我的父亲作为整个抢运工作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工作尤其忙碌。他对长江上游全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和什么船在运它们，知道每一只船什么时候航行在什么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资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知道哪一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船……”
在这生死存亡的40天，民生公司损失16艘轮船，牺牲了116名船员，61人因伤致残，却拯救了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34所高校的所有设备和物资，抢运了3座兵工厂，还有南昌飞机厂、武汉被服厂等数百家工厂的物资，为战乱中的中国极大地保留了有生力量，为支撑抗战作出巨大贡献。
据有关资料显示，叶圣陶、徐悲鸿、吴作人、张伯堂、老舍、郭沫若、陶行知、晏阳初、沈钧儒、黄炎培、梁实秋等中国文化与知识界名人，都与这场大撤退结下生死之缘。
宜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然而，它却有着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可比拟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前者依靠国家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后者完全依靠卢作孚本人和他的民生公司。冯玉祥将军称赞民生公司为“救国公司”，称赞卢作孚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三
卢作孚一生追求进步，早年他就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与我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交往密切，与著名民主人士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结为好友，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作出过很多积极而重大的贡献。
中共重庆地下党员肖林，曾是民生公司的职员，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党组织找人向我讲，武汉《新华日报》先拿出一部分印刷机器，运到重庆，以备武汉不能出报时，重庆可以继续出版。这件事我向卢先生做了汇报，他同意由水道运输管委会派一条专船装运机器。这个任务由新隆阶小火轮承担，除运机器外，还有十多名工作人员，随船入川。”
据肖林回忆，船到沙市附近，遭遇日本军机投下的炸弹，船被炸沉了，船上十多人牺牲。后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怡和《新华日报》戈宝权等坐民生公司轮船继续到重庆，筹备迁移事宜。当时还有许多爱国民主进步人士要到四川，卢作孚都想尽一切办法，予以照顾。
1949年，国民政府败撤台湾。卢作孚当时在香港，国民党派出多名要员请他去台湾，出任财政、交通等部部长，均被婉言谢绝。“要为新中国的航运工业尽绵薄之力”，这是卢作孚的坚定信念。
当时，民生公司有18艘轮船滞留在香港，经过他多方周旋和斗争，终于在1950年2月接回，为恢复和发展祖国航运事业，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交通运输条件。同年6月，卢作孚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返回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亲切接见。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党和政府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参加者有三四百人，卢作孚作为工商界唯一代表，被安排在毛主席正对面。在京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多次接见他，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交通运输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解放初期，北碚人民政府急需办公用房，卢作孚将自己的一幢楼房和一幢平房无条件让政府使用，还将历年积蓄的黄金交给政府做公益。他自己却一生简朴，总是一身粗布衣服。每次外出，只要不远，几乎都是步行。平时，他宴请客人的最高待遇，就是一碗豆花饭。
“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这是卢作孚的人生信条。他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却只领一个职务的工资。“从行为上影响别人，自得人佩服，才会收到教育人的效果；以事业成绩去影响社会，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支持，进而可收到改革社会的良效”，这种精神在今天也是弥足珍贵。
“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忘我忘家、绝对无私”“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是梁漱溟、晏阳、黄炎培对卢作孚真实而中肯的评价。他是一代船王，却没有自己的万贯家财；他是一个现代企业家，却没有个人的奢侈享受。
这也是卢作孚人格魅力之所在，这种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哲人精神的人格，让卢作孚不仅有自己牢固坚守的精神，还能海纳百川，不断汲取诸如民主和科学这样的域外文化，从而构建了自己的现代化思维，成就了他的事业和人生。令人遗憾的是，1952年2月8日，卢作孚不幸在重庆逝世，年仅59岁。去世时他还不忘告知夫人，“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要全部归还”。
卢作孚先生一生胸怀救国大志，为振兴中华民族，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他为社会创造了亿万物质财富，自己身后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哲人云亡，精神永存。一个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人，会烛照万年，永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