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培运 满涛
珍视家庭。
既然我们不能也不想“放下”，当然就得好好“过”。“过”的最小单元是“家”，我们这些俗人比“清教徒”还珍视“甜蜜的家”。儒家替我们梳理了一下，说“齐家”是“治国”的预演——是啊，家事都整不利落，怎么好意思去“治国”？成家先得结婚，孔子说婚礼是“礼之本”，一点不错，婚姻是一条“魔绳”，被它“拴住”，那些树懒一样的家伙会变得比蚂蚁还勤快，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成了葛朗台，犯上作乱的大盗像二哈一样耍乖卖萌……尤其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金句，鞭策我们“生产”出巨量的人口——这是“圈地运动”的天敌、平均主义的沃土，一度被认为是发展的累赘，现在，事情有了转机——巨量的人口是建设消费型社会的利好。您看，就是“转型”和“剁手”，也跟“儒”撇不清。
不过，违反中庸之道，过度放大“家”的重要性，就不妙了。
重视家庭，势必敬重祖先。儒家叫我们慎终追远，这当然没错。但当祭祖发展成祖先崇拜、当祭司们假托“祖先旨意”来禁锢我们的思想，它就变成了“宗教”——宗法之教，祠堂就成了教堂，那些“族长”——乡村祠堂的大祭司，他们握有宗法特权，同时也被官方授权或默许参与村务管理，是“政教合一”的土教皇。这样，当西欧和北欧通过宗教改革走出了罗马教廷掌控的黑暗隧道，我们却逆向而行，在王朝的基本面——广大的乡村以祖先崇拜的方式走进了“政教合一”的黑暗隧道——人家的教皇在罗马，我们的“教皇”在村里；人家只有一个教皇，我们的“教皇”不计其数——也就是说，原本作为宗教抗体的儒家思想，通过“祖先崇拜”被异化成了宗教——宗法之教，其原本就有的那些合理内核却被无视甚至肆意践踏，我们悄悄地搞了一场“反宗教改革运动”，社会性质发生了剧变，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僵化停滞的深层原因（现在，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愚蠢地把背离儒家宗旨导致的后果归罪于儒家本身）。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这些“土豪劣绅”，大多是手握宗法和行政权力的族长、乡村“土教皇”。
不管怎样，“家”都是我们的社会稳定器。那些境外“战略家”也拿准了这一点，正通过形形色色的“解放”来击毁这一稳定器。在实施这一阴谋时，一些艺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以卖弄色相充当“艺术”，其所作所为已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说他们下流，那就贬低了下流；如果说他们无耻，那就侮辱了无耻——他们已经成为拆毁家庭的大功率“铲车”。必须将他们从艺术领域彻底流放，不然他们就会流放我们的艺术、流放我们的道德。他们的这种“流放”其实已经成效显著：大龄不婚、丁克家庭、从“超生游击队”到死活不肯“勇生爱国娃”——除了经济等因素，这种“流放”导致人们家庭信念动摇，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重视教育。
当初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学，孔子（还有墨子等人）开办私学，“有教无类”，将原先只有贵族才能接受的教育大众化，将知识的火种洒向民间。
隋朝在全国实行科举制，之前施行的举荐制和九品中正制，无法保证公平，“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比比皆是，阶级利益固化。科举制未必尽善尽美，但相对来说，“考”总比“走门子”“拼爹”公正。既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谁不读啊！明代，朱元璋和刘基把科举“八股化”，饱受诟病，但他们把“四书五经”列为“仅考科目”，遏制了魏晋以来试图以佛道释儒的趋势。如果不加遏制，像那种用天主教取代儒教的行为，可能较少受到抵制。世界上“砸锅卖铁也读书”的民族很少，我们算一个。今天，无论是“转型”还是“升级”，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得益于儒家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我们在这点上具备一定的优势。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尊师重教，只会诵经膜拜，恐怕腾飞不了。教育大众化还有一个好处:知识的相对普及，增强了我们对宗教的免疫力，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宗教的传播。我们的社会基本保持世俗化从而使进步成为可能，跟儒家的“有教无类”直接关联。
重视教育还让我们变得“聪明”。当初我们荣膺“东亚病夫”头衔，但没人敢说我们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看出了我们出人意外的“巧慧”——一个民族持之以恒的好学，后天勤奋积累的智慧就会遗传下去，时间一长就形成一个“聪明的”民族。但在“聪明”这一点上，我们又表现出典型的二重性：聪明的同时又迂腐——全世界谁也没有真正走通象形文字之路（古埃及象形文字阅读十分困难），我们走通了。这是何等的聪明，又是何等的迂腐——难道我们就不能尝试一下新的造字方法？可不管怎样，我们走通了！电脑输入速度，汉字也不慢。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少学者曾愤激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说明他们并不了解英语等“拼音文字”的特点——我们的中学生在奥数竞赛中为什么拿冠军都拿得手酸？要知道，汉字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英语一个单词可能有多个音节，这决定了我们的孩子在心算的时候，可以少“嘟哝”许多音节、加快运算速度！我们为什么号称“智慧的民族”？因为我们的语言可以更快的思维！当然，我们还有“小聪明”的毛病，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
和平包容。
尽管我们这里气候比较严酷，但在东亚，仍是最宜居的。所以，经常面临侵略的威胁。我们人多势众，武器制作技术发达，“勾践之剑”至今还有未解之谜，“灌钢法”领先欧洲长达一千多年。军事理论先进，早在《孙子》之前，就有《军志》这样的兵法问世。公元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指挥的“漠北之战”，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役规模相当！唐初阴山之战，唐军前锋苏烈仅以二百骑兵，就摧垮了突厥十万之众的指挥中枢，奠定了胜局。可见，我们不是一般的“能打”。
为防止过度使用武力，反过来危害我们自身，儒家一再告诫我们“耀德不观兵”，“亲仁善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总之是叫我们用“文明”吸引人家来“入籍”，不要硬性“推行”自己的生活和信仰方式——这是“礼仪之邦”与“山巅之城”在文化上的根本区别。对民众来说，战争可不是什么美差，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农耕本性和儒家的教诲，让我们变得理性柔和，我们并不想吃那种血淋淋的“葡萄”。
就是上述我们引以自豪的征讨匈奴征讨突厥的战争，其实也是被迫的。匈奴和突厥，一向是招徕人口基本靠绑、锅碗瓢盆基本靠抢、谈事说理基本靠攮，不打一下，它就不让你安生过日子。但是，汉朝击败了匈奴，进入汉地的匈奴人却混得挺好——汉朝头号战将霍去病手下将校，匈奴人占一半；匈奴王子金日磾，本是霍去病抓来的俘虏，被“调剂”到汉宫养马，爱岗敬业，品德好颜值高，被武帝一路提拔，最后竟然跟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一道，跻身武帝托孤“三巨头”！唐太宗时，归降的突厥人“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大大小小的头目加官进爵，“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傻子都能看出来，我们有一种传承自古的“大国子民”心胸气度，从来就不怕“外人”掺和，凡是来掺和的，最终成了我们。所谓“汉族”，是由几十个民族融合而成的，就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汉唐，也分别是“非我族类”的楚人和鲜卑血统浓重的李氏建立的。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
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无可挽回地分裂了、我们却越聚越大？因为我们有自己博大精深独具魅力的文化，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以伦理之美和人文关怀、自强精神和雍容气度，吸引并融合所有的先来后到者。别人没有这样的文化，无论他们的武力多么强大，也只能维持一时。
珍视统一。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这种“大（尊崇）一统”的思想，切实表达了我们的诉求。统一了，内部不再争战，外人不敢欺负，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在其他国家还未成形或最多是蕞尔小邦的时候，我们大禹就“荒度土功”“外薄四海”，划定了一个半径两千五百里的同心圆。“九州四海”是《尚书》亮出的家底，这份地契，谁也不敢丢，否则就成了败家子。后晋皇帝石敬瑭这个突厥人，因把“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成了大“汉奸”，举国唾骂，哪怕是契丹已经融进了我们的今天，仍被当成反面教材。“残山剩水无态度”，“九州混同”“四海一家”才叫“金瓯无缺”。
文化认同是统一的根本保证。《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件趣事：
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曰：“其以司马昌明（东晋武帝）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东晋宰相）为吏部尚书、桓冲（东晋名将）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
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进攻一方尚未出动，就先为敌方将帅预留高位、盖好官邸，等把他们抓来，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其实这并不奇怪：苻坚虽是氐族人，但仰慕并精通中华传统文化，他进攻东晋，不是要消灭司马氏政权和它的臣民，而是为了统一中华。所以，苻坚认为，他和谢安等人没有私仇，完全可以在统一后共商国是。
再举个反例：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它试图用天主教取代儒教。曾国藩“讨粤匪檄”十分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激起了各族公愤。这表明，我们的统一，实质上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们的统一观念，根深蒂固！
“大同”情结。
孔子在《礼记·礼运》中告诉我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最美好的社会。孔子极其崇敬尧舜，因为他们“有天下而不与”——不把天下当作私产传给子孙。生活所迫，我们本来就喜欢“均贫富等贵贱”，孔子描绘的这番情景，更叫我们无限向往，无比憧憬，就连爱砸孔庙的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里也不得不提一下。可是，它能否重现？重现的原理又是什么？我们不知所以然。当马克思以严密科学地论述告诉了我们“所以然”，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就谁也无法阻止了。
是的，如果没有孔子“天下为公”的影响，我们不可能如饥似渴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不妨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头脑中法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数”和“势”驾驭民众，推行愚民政策，甚至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将民众与国家对立起来，我们还会接受这种本质上是为民众谋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吗？如果我们的头脑被道家控制了，“绝圣弃智”“小国寡民”，必然与科学社会主义势同水火；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从是而西，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还会在现实生活中流血斗争吗？恰恰是因为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占据了我们的头脑，我们才如饥似渴地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国民性”的基本面。它有“丑陋”的地方，但更多的是靓丽；有人曾经是“看客”，但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启迪，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锻炼，经过改革开放，我们不但拥有了最科学的世界观，也唤醒了灵魂深处的优秀文化基因，我们是充满文化自信与时俱进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