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木匠，而且在济宁城南方圆几十里还是个颇有名气的木匠。有人提起孙井的田木匠，以前说的是我爷爷，后来说的是我父亲了。

爷爷有一手箍桶的绝活儿，很少做木工、打家具。父亲高小毕业就跟着爷爷学箍桶，后来爷爷去市里当了工人，父亲就带着二叔干。一条扁担挑着箍桶的家什儿和铺盖卷儿，一把钉锤，一根铁凿，撑起了我们这个家。我们兄妹三人，度过了清贫但很快乐的童年。

父亲有很多的木工器具，锤、斧、锯、锛、凿、刨子……每种都有好几个。无论是住在最初的土屋里，还是后来盖的4间砖房，父亲都要搭建一间屋存放他的工具，哪怕是简陋狭窄一些。父亲有一个木头箱子，上下好几层，每个地方都正好摆放一件工具。

墙上挂得最多的是各种锯，其中大锯有一人多高，从屋顶直垂到地面。那些年要锯开一根大木头，就在院子里立好，然后把一张木板绑在木头中间靠上，他站在木板上，母亲站在地上，一拉一扯地拉大锯。那锯末随着锯片从木头缝里撒出来，堆积在地面，能掩盖住脚面。即使是冬天，拉大锯也只穿一件单衣，头顶冒着热气。

父亲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从我记事时，他每天就是默默地做活。外面有活儿就在外奔波，没活儿了就在家务农，抽空打制一些桌椅板凳，还有常用的农具，镰把、撒耙、筢等，做得多了，就堆在他的小屋里，有时母亲就拉着去卖。

父亲只会做，买卖可不在行。母亲常说父亲最难的就是买和卖，没见过他买过东西，更别说卖了，连吸的烟都是母亲给买。母亲总是在父亲的烟快要吸完的时候，去村里代销点及时买来两盒或一条，放在卧室的抽屉里，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

后来，木桶木盆逐渐被塑料、铁质用品代替了，父亲开始琢磨着做一些家具或木质的农具。很多的家具和农具，他看上几眼就能做出来，我们家里摆的、用的，只要是木头的，几乎都是父亲的作品，耙田的耙，洗衣的搓板，甚至还有打稻机，也是他用木头打制出来的，比买来的更轻省、更好用。大姨姐的嫁妆，也是父亲打制的一套衣橱、梳妆台、洗脸架，虽然款式老了些，但是有模有样，刷上油漆，跟大商场里买的没什么不同。

越来越多的家具厂，越来越新颖美观的家具，把农村的木匠一步步推向窘境，父亲的木工活儿越来越少了。他和村里其他的劳力一样去了建筑工地，只是他在工地上还是干木工。

父亲做活一贯认真仔细，而且好琢磨，会看图纸，在工地上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师儿”。也正是因为这股子好琢磨、又肯干的劲儿，他有过几次成为正式工人的机会。

爷爷工作的一个机关单位，还有一个效益不错的化肥厂，都提出让他留下来接班儿，或者转成正式工，但当时或者因为工资，或者因为家里的事情，都一一错过了。他辗转于建筑工地，直到干不动了，我和弟弟也多次劝阻，他才回到家里。20多年里，和他一起的，甚至他的徒弟都独立包工地了，但他一直跟着别人干，领着几个人干木工。

曾经有过几次，也试着承包过工地的木工活儿，很认真地记工、算钱，但最后算算也没多挣多少，遇到工地拖欠，还要把家里的钱拿出来发工资，至今还有几笔账要不回来，但是他却和手下几个木工算得清清亮亮，从不欠人家一分。

几十年如一日，因为常年手抡铁斧凿眼，左手臂需握住铁凿向内微弯，日积月累的一震一颤中，他的左手臂已经骨骼变形，伸不直了。平时虽不妨碍，但如果稍稍用力拉直一下，就会疼痛难忍。

骑着一辆旧单车每天早出晚归，与年轻人一样在工地上忙碌，挣钱养家糊口，他过早地衰老了。而正是父亲一天天的奔波中，我从一所学校迈进另一所学校，从一座城市走进另一座城市，去读书学习，直至在外工作。

记得在济南上学时，学校后面有一座山，是一处有名的景区。没课的时候，常和同学找个不用买票的豁口，去山上逍遥。

一个明媚的冬日，在半山腰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里，竟然发现了一座鲁班祠。我停了下来，满怀崇敬地瞻仰那尊“木匠之祖”的雕塑。我想跪倒在他的面前，尽我最大最深的虔诚，为我的父亲许下一个心愿，或者还一个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