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诗词，在诗歌盛极一时的唐宋时期，可谓赚足了眼球。让他出名的不在于他的诗歌，而在于他的诗词。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可以说非常的普通，而他在诗词方面的成就，足以让他成为一个著名的词人。凭借一首《雨霖铃》，就足以传颂千世万代。

唐宋诞生的诗人非常多，著名诗人也非常多。到了宋代，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导致了文学体裁的集中演变，那种豪放大气、浑然天成的唐代诗歌，不再适合温文尔雅的宋朝。柳永仕途不顺，晚年才勉强混得一官半职，这严重的挫伤了柳先生的心。对于一个有着得天独厚才华的人，没有政治前途，转向文学发展，也是当时最普遍的选择。

对于一个文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有作品才能寻得灵魂的安身之所。那么，创作就成为了文人的普遍选择。如何创作出好的作品，取决于作者本身的思想情感是否足够丰富、全面、深入，作者自身的人生经验、视野是否足够广阔。正是因为文人闲暇充足，也没有更好的可以打发时间的事物，用写作来传递心声是最好的选择，关乎国家命运，关乎民生疾苦，关乎个人情绪，让自己得到精神释放。

柳永，既是诗人，也是词人。但更适合称他为词人，而不是诗人。因为，能够让他传送千世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词；甚至可以说，不是他所有的词作，而是他的词中的较为著名的几首。

让后人家喻户晓的《雨霖铃》，用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宣泄了自己内心的苦闷愁绪，成为千古绝唱，更是成为诸多后来文人表情达意的灵感源泉。这首词，是柳永用赋的手法直抒胸臆。“赋者，即是铺成其事而直言之”，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离愁别绪，让读者感同身受，甚至让诸多读者不自觉的在大脑中勾勒起某个时期，某个时刻，曾经发生在自己生命中的那份同样的情感，想必优秀的文学作品大概也就是如此吧。

再来看看他词作中最风骚的《定风波》，读罢能让你充分感受到宋词的鬼魅妖艳，更能感受到宋词的婉约、优柔。抛开他的作品内涵、填词艺术不说，光说他的用词用字，说它能够代表宋词风格作品之最毫不过分。“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可以说是柔中之柔；“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更是妖娆之中的妖娆。读罢上阙：“楼阁台上的明月照亮着一个孤独的思妇，倚栏愁望的憔悴脸庞”，这一思妇形象生动地映入读者的眼帘。

柳永的词固然是好，在词的表情达意和填词艺术上非常优秀，但在对于表现民生疾苦、国家命运、个人成长方面，就显得小气了许多。这不是柳永的问题，而是整个两宋时期文学风格的问题，没有好坏之分。所以，在研读词的艺术风格时，需要选择性地抛开社会环境的因素导致词风的单一。这也是词和诗最根本的区别所在，甚至也是唐诗和宋词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宋词永远不及唐诗的豪放、大气、宏伟，而唐诗也永远不及宋词的婉约、温柔、含蓄。当然，这只是从文学风格上大体的差异，并不代表说宋词就没有豪放大气宏伟的，并不是说唐诗就没有婉约温柔含蓄的。

作为后来的文学读者，不必过于去纠结文学风格的差异，而是应该去研读作品，本身的用字、情感表达方式、主题表达渲染的艺术性。这样，能够更加深入地去感受唐宋诗词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