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岩

人们对亲身参与创办过的事业，往往都怀有特殊的感情、特深的记忆。我作为一个已退休二十多年的老报人，对曾经将全部心血融于其中的《济宁日报》便是如此。于今在其复刊四十周年之际，我热诚地祝贺我们的党委机关报像巨松一样欣欣向荣，同时也难忘当初为其新生面世及早期发展而冲浪赶潮的征战岁月。

（一）

《济宁日报》的复刊是在改革浪潮中，应势而生抢时开张的。这作为前哨战，时间虽短，却没少耗费神思和精力。

那是在1983年秋，济宁地改市后，为适应新的发展格局，新市委决定，要创办市委机关报《济宁日报》。开始说是“创刊”，之后考虑到早在解放战争初期的1946年5月至9月，中共冀鲁豫军区党委就曾创办过《济宁日报》的史实，便改为“复刊”。由此表明，今时重新创办这一报纸，既是对革命先驱遗志的忠实继承，更是在新形势下推进党报事业的重大发展。

当时我还在省电台电视台济宁记者站工作。市委赵永贵书记劝我调回来办报，我也有意将隶属关系转回济宁。而就在当年的12月20日前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本芸邀我帮着筹办《济宁日报》。说是要把原济宁市（后改为市中区）报的十一二个人全接收过来，先按四开四版，改周二刊，在市第二印刷厂制版印刷。现在就动手，年前要让市领导看上报。我一听，认为这样安排可以，只是觉得是否有些仓促。那时，不要说没有社址，只有原小市报在市中区招待所租用的几间客房作办公场所；更要紧的是缺人，原小市报的十几名编辑记者正准备参加全国新闻通考，只有两名行管人员在单位作看守，且又时间紧迫。我说：“没有采编人员怎么办报？”朱副部长说：“正岩，咱先出小报，一期用不了几篇稿，光你那采访本上的材料还不出几期吗？”我说：“光靠那不行，办报得有新闻。再说只要出了第一期，这可是个有头没尾的事儿。”他说：“对，咱得做多方面的准备。眼前困难确实不少，咱先办起来走着路，再去想法解决吧。”我虽然觉得有些勉强，但总认为这是件大好事，既然市委作了决定，部领导又说得那么恳切，便欣然接受下来。

接着，我们议定了报纸的版面布局；请书法家潘汉篪题写了报头；与市二印商定了制印协议，便投入了紧张的采编工作。朱副部长按照市委关于创办《济宁日报》的决定，编写了《创刊词》（后应改为《复刊词》），并组织市委宣传部的同志，采写了市直部门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活动的综合消息。我则在按要求继续完成向省台发稿任务的同时，一边及时采写了市委召开文明村镇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的重头报道，一边抓紧整理我近期采写的几篇消息和市农艺师夏恒常驻村承包献技的事迹通讯。并约请多方知名通讯员采写（摄）了多篇有关两个文明建设的文字稿及照片，撰写了几篇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文艺作品。随后进行统编。其间，人手缺，我们就日夜加班干，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按时吃；离临时办公场所远，我们就在统一商定后，在各自原单位或家里成稿。在送印刷厂铅字拣排、浇铸制版时，我跟朱副部长又跑到城北印刷厂跟踪微调，逐版逐篇地精心校核，唯恐哪一点出现纰漏。

有道是，志坚无难事，功到自然成。这样一连经过五六天的奋力拼搏，终于促就了这一新报的圆满开张。1983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这天，在一轮红日于朝霞中冉冉升起时，济宁新市委的机关报，第一期《济宁日报》便以崭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了。当我们手捧这期还油墨闪亮的报纸时，那高兴劲儿真是难以言表。

随后，我俩又抓紧筹划下一步。因新一年的元旦即到，我便跟朱副部长一起，以报社编辑部的名义，邀请部分知名人士、劳动模范举行了一次迎新座谈会，以《畅谈形势励壮志，新年再创新业绩》为题，写成集纳式报道；与市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采写了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部署新一年工作等重大活动的消息。并又约组了一批辞旧迎新的相关报道、言论和文艺作品，编组了《以优异成绩迈出新步伐》为题的专栏。又于1984年岁首出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就这样，我们为《济宁日报》的早日复刊，度过了一个格外紧张而有意义的年关。

而就在我们深感疲惫、工作难支之际，原小市报的采编人员参加完全国通考回到岗位。朱副部长又领着作了分工，让我和原小市报的第一副总编张洪军负责一版，原小市报的副总编郝延书、郑广均等几位老同志负责二三四版。原办公室的同志仍各就各位，负责后勤。如此经过大家的艰辛努力，方使报纸按周二刊的要求延续下来。

（二）

新报开张后，报社基本上还是个徒有其名的空架子。如何完备机体全面发展？这就牵扯到办公场所的兴建；采编人员的急待扩增、业务素质的快速提高；乃至通联网络的建设管理等诸多难题，然而在柴车缕衣行进的情况下，要打好这一场场攻坚战，不断推进报纸宣传的向好发展，又谈何容易！

1984年4月，我从省台正式调回济宁。5月24日，市委公布了济宁日报社领导班子。由朱本芸同志兼任总编辑(后改为党组书记)，张玉春同志为第一副总编（后提任为总编辑），我和孔祥仁、张洪军三人为副总编。后经党组分工，张玉春同志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我们三人分别负责采通、编务和行管工作。自此，《济宁日报》有了专门机构和领班，各项工作得以全面开展。

没有社址，报社领导班子成立后，先是解决临时办公场所问题。征得市委办公室领导的支持，在市第二招待所租借了房子，报社编辑部从市中区招待所搬到市二所东北部相对独立的房区，办公房间由原来的7间扩大为18间。

接着研究扩充采编人员问题。书记、总编都说：“正岩，你是咱领导班子中唯一学过新闻专业、又干过专职新闻工作的，在这方面你是内行，你说说咱怎么办好。”他们这一点名算点对了，我也正想谈谈对这事儿的思考。我说：“内行不敢当。不过我认为办报没有相当数量的采编人员不行。在采编队伍中，既要有一部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较强专业技能的中年同志作骨干，又要有大批热爱新闻工作、具有相当写作基础的年轻同志作主力，中青相济形成合力才能办好。扩充的办法可以个别选调，但光靠这法儿又怕拖的时间长来不及，是否应想个改革的办法。”张玉春总编说：“对，咱干脆开创个先例，面向社会集中招考选聘一批。有的暂时缺乏专业技能不要紧，可以在调进来后跟上培训。”党组的同志同意了这一意见，又在讨论中集思广益，确定了行动方案。在此后不长时间里，先后由市领导和有关方面推荐，我参与考察，调进了五名在文笔、摄影和书法等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的中年骨干，加上领导班子和原市报转过来的老同志，使中年骨干达到了十三四个人。当年秋天，党组决定又让我负责招考青年采编人员。我征得了市委组织部领导的同意，起草并在报纸上发布了《编辑记者招聘简章》。与分管编务工作的孔祥仁副总编及郝延书、刘澄岚两位老主任组成了考务小组，依照新闻工作的要求，先后两次组织出题、监考、阅卷。在对六十多名参考人员按分数高低初步排出名次后，又择优掐段，由刘澄岚带领有关同志逐一进行了外调政审。最后经党组研究确定并报市委组织部批准，录选了十三名较优秀的年轻同志进入报社，使青年采编人员增至二十多人。

随后，便对七行八业调进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党组决定由我主持并主讲，承担起这一任务。我按报纸工作顺序，从采访（摄）写作到编辑、组版，从消息、通讯到调查、言论，以及采编作风、职业道德等，分别拟出22个课题，以自己为主，又约请了三四个老同志承担少量领讲任务。坚持每天一上班，先把人员组织起来，紧密联系办报实际，讲授加讨论学习两小时，然后再分头去采写和编稿。如此每天一课，边学边干，连续将近一个月，对十多名青年采编人员培训了一遍，使许多从未接触过报纸工作的生手开始入门，并逐步学会了自行操作。

与此同时，在书记、总编的主持下，又研究了部室的设置和版面安排。确定设立采通部、新闻编辑室和办公室，并将初培人员一并作了分工，选定了各部室的负责人。在版面方面，由原先部包版改为统一组版。确定一版为要闻版，二三四版分别为经济、政文和文艺作品版。各版都可根据需要，开设相应的阶段性和临时专栏。并建立了较完整的采编、排印和编审制度。

考虑到办报必须有充足的稿源。为此，我在安排好记者采写工作的同时，又集中抓了通讯员队伍的扩建。我提前安排有关人员编排印制了《济宁日报通讯员证》，带领采通部的同志区区跑、县县到，与县市区新闻科的同志一起，按要求研究确定了通讯员名单，然后便召开通讯员会议，借颁发通讯员证之机，详细介绍《济宁日报》的办报宗旨和版面安排，讲述通讯员的任务及发稿要求，希望大家多提供信息和稿件，与编辑部的同志一起，共同努力办好家乡报。这样把发证变发动，经过近半年努力，将全市十二个县市区跑了一遍，加上市直部门，组建起了上千名通讯员大军。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改革通联管理体制。经党组同意，在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又选聘了一批兼职记者、特约记者和农民合同记者，实行“专群结合，责利挂钩”，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试行条例》。由此形成了由骨干带一般强大的通讯网络，使月进稿量大大增加，而又源源不断。

我们深知，抓好队伍建设是基本，搞好报纸宣传是关键。在张玉春总编主持下，经过商议，我们响亮地提出：“要高扬党报宣传的主旋律，运用多种手段打好总体战。”认真推行了“三抓两保一突出”的做法，即“抓头条、抓典型、抓言论；确保市里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和重大活动的报道，确保贯彻党委政府决策、反映人民群众心声的动态消息和重大典型的报道；突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宣传”。为落实这一措施，每到季初，不论酷暑盛夏还是数九寒冬，我都到市直机关和一些重要部门走访，了解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和各方面的动态信息。然后制订出每季度的报道重点和重大报道选题，发到各部室，组织有计划地采发；对全市各类代表大会、各项重大节庆活动和市委、市政府重大改革举措的贯彻实施等，则提前制订出专题组合式报道方案，将任务落实到部、到人，不仅使报道重点突出，而且采写发稿也较条理。有些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我还亲自带记者参加，帮其采写出有分量的报道。对这些重点稿件，孔祥仁副总编也是亲自带领编排人员精致编审，并将其安排到重要位置，配以大字醒目标题，由此确保了各项重大报道的规格和质量，许多报道受到市领导的赞肯。

但事物的发展并不那么全面，重大报道保住了，而记者和编辑采编的一般即时性报道，却有时出现意想不到的差错。有的在要紧处因一字一行之差影响很大，张玉春总编与我和老孔三人曾一起主动到市领导机关作检讨，并在报纸上作“重要更正”。经一事长一智，我们商定加大采编工作的把关措施。我到市委办公室，将市级领导和军分区领导的姓名、职务及排列顺序了解清楚，印成单子贴到各部室，以便编校时参阅。同时建立稿件的回审制度，对所有政务活动和重大典型的报道，一律经回审签字后方可编发。孔副总编在编务方面，也强化了编校工作的责任条款，严格了奖惩措施。自此，经过多方努力，逐步消除了重大差错事故的发生。

报纸复刊后的第三年，报社筹划建设独立的办公大楼。市里拨给25万元，在东部刘庄征地。在征地过程中，为了降低地价多征点，张洪军副总编还拉着我参加，请“地主”吃了一顿饭，结果喝了个半瘫，才将每亩地价拉到2.5万元，只征了八亩半地。

征地如此受限，而要建起楼房则更难。设计图纸作出后，虽然办了100万元的无息贷款，但资金还是不够，迟迟不能立项，以致书记、总编都愁眉不展。我虽然不分管这事，但也跟着为此开动了脑筋。一次，我在向市委一位主管领导汇报工作时谈及这方面的难处。他说市里财政很紧，一时不好再拿出多少钱来。但同意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向兖煤两家大企业借款。对此市政府分管领导也表示给予支持。回报社我向党组汇报了这一信息，书记、总编皆大欢喜，认为向大企业筹借是条路，当即决定马上动手，让我跑大头。

随后，我拿着市委、市政府给开的为建报社办公设施向兖煤矿务局、兖煤设计研究院各借款50万元的信，便与报社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开始跑门子。但哪知，诸事万端求人难。跑了三四次，兖煤两家大企业的主要领导都答应借给，却迟迟不定数、不拨款。在此期间，我们到兖州肉联厂“化缘”了5万元，张洪军副总编在山推总厂也“化缘”了5万元。可大头没办成，我总是心不甘。后在赵永贵书记赴邹城矿区视察时，我随同采访，其间又提到此事，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市长又当着兖煤两家大企业党委书记的面发了话，他们才答应给办。结果，兖煤矿务局借给了30万元，兖煤设计研究院因书记猝死没有借成。这样，连同在其他企业“化缘”弄来的，共筹集了40万元。钱虽不多，但就是靠了增加这个40万元，才达到了立项的要求，使社址建设很快铺摊上了马。

办公楼要建，报纸也要增刊。对此，党组分析认为，现有采编人员仍然偏少，且水平参差不齐，很需要有一批高层次的新闻人才。只靠每年接收几名专业对口的大学毕业生，那只是杯水车薪。究竟如何解决，都在苦思冥索想办法。而事有凑巧，就在1985年夏天，市电大分校建议由他们统一招生，让济宁日报社承办个电大新闻班。报社党组就此作了认真研究，虽然考虑到办班既缺师资又缺场地的难处，但总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不应错过。决计克服困难，应招承办。并确定还是让我领办。我也乐于接受这一任务。

会后，我与电大分校就有关问题作了约定。与总编研究，以最低数确定了学费标准。筹划了辅导教师的人选，除新闻课和文学史课由我和本报社讲师出身的老主任刘澄岚兼职辅导外，又从市委党校和济宁师专分别聘请了一位党史教师和一位汉语教师。为解决场地问题，玉春总编与我和洪军三位张姓总编硬是挤至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办公，腾出二楼唯一的一套两间通屋作教室。就这样，一切准备就绪。不久，由市电大分校招录的包括本报13名青年编辑记者在内的48名学员相继报到，济宁电大新闻班便按期开学了。

自此，我一面抓报社的采通工作，一面负责电大班的管理和新闻课的讲授辅导。我领着组建了班委会，让报社的老主任陈柳德和青年记者史忠强分别担任班主任和班长；制定了班务工作制度及课堂纪律。在开学典礼上，我代表报社作了动员，提出办班的宗旨是：“以报纸为依托，以社会为舞台，办报育才同抓共进，理论实践紧密结合。”强调要根据这一宗旨制订每学期的教学方案。在各科的讲授辅导方面，按照课程安排，每周一次，集中讲授两个小时。而新闻课作为主课，每次辅导，我都提前利用星期天或加班熬夜，根据课程翻阅好多资料，紧密联系新闻工作的历史和现实，写出数千字的讲授提纲。在讲授中广征博引，并随时回答学员的提问。其间，还亲自带领学员深入基层搞采写，按时根据布置的习题批改作业。

如此一连三年，从《新闻采访与写作》（上下册）、《报纸编辑与评论》，到《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简明教程》，我先后讲授辅导40多次，只讲授提纲就写了16万多字，辑录有关资料7万多字。其他教师也都认真备课讲授了若干次。同时，我们还结合课堂教学，组织学员开展了多项政治教育和业务实践活动。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使电大新闻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三年中，全班学员的单科及格率和平均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7%和95%以上，成为全市50多个同类型电大班中最好的一个。在1988年全国电大系统统一组织的毕业考试中，48名学员中有46名按期拿到了毕业证。

电大新闻班的成功举办，大大改变了报社采编人员的文化及专业结构，使报社参加学习加后来调进的学员共增加了21名新闻大专毕业生，至1988年便提前两年实现了中宣部提出的采编人员大专化的要求。同时也为组建不久的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及社会输送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新闻人才。对此，省新闻出版局领导和中国电大的同志予以赞肯，称道济宁日报社在电大教学与岗位培训相结合方面闯出了好路子。市委宣传部、市电大分校还联名转发了这一办班经验。《中国记者》和多家省级新闻刊物及电大学报也都刊载了这一办班的消息或经验。我就此撰写的论文还被收入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怎样办好地市报纸》一书中。

1987年秋，新闻界开始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当时市里只给报社三个副高指标，而申报副高的同志却比较多，这样便存在一个精评细审的问题。我因8年前在省台就被评为新闻中级职称，再加上学历、业绩等，被公认为是在申报副高的人员中第一个全面达标的。孔祥仁副总编、郑广均主任也都符合规定的条件，所以在层层评议中我和他两个都顺利通过。评议结束后，眼看还有四五位老同志申报副高而因指标所限评审无望，我心里甚是不安，曾多次找市职改办的同志，要求再增拨几个副高指标，都无济于事。没办法，我提议并征得书记、总编的支持，决定再到省里争取。于是我接着书写编印了附有几位待评老同志资料的申请报告，带着办公室主任专程赴济南，到省委宣传部找有关领导求助。不料那天分管部长不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韩喜凯听说后竟亲自接待了我们。当看了我们的《报告》，听了我们请求照顾几个副高指标的来意后，接着安排有关同志与省职改办联系。可惜的是，当时快到年底了，那次虽然有部长亲自安排联系，省职改办还是说：“实在没有机动指标了。”我们只好扫兴而回。

1988年下半年，报社编辑部从市二所搬到新社址办公，并开始筹办自己的印刷厂。报纸也先后增至周三刊、周四刊。

在此期间及以后，随着报纸用稿量的扩大，我们还抓长班带短班，加强了专职和业余两支队伍的培训。在报社，我们每年都制订业务培训方案。结合办报实际，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经验交流、好稿评析等多种形式，组织采编人员开展业务学习和研讨。并先后组织了两期“脚板新闻小组”，分别到东部贫困山区和南部湖区采访，开展实地练兵。如此经过三四年的努力，使办报初期从七行八业拢来的“杂牌兵马”变成了有较强战斗力的“正规军”。同时兼顾了对通讯员的培训。在四五年时间里，我受有关宣传部门之邀，先后到12个县市区、21个市直部门、5所大中专院校举办的新闻培训班上，讲授80多场次，参训人员达3200多人次，增强了这支业余队伍的业务素质，提高了来稿的质量。

同时，为提高报纸的宣传水平，我通过业务钻研，积极倡导新闻采写方式的改革。我在记者和通讯员的培训中，多次提出“要写出好新闻，必须在选题时抓‘新’，多选那些在新旧更替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在采写中抓‘特’，多关注事物的特有特优之处”，“对较复杂而有深意的报道和典型报道，应在采访上提倡‘工’字型，由平面收集改为立体采集，掘个坑；在写作上学习塑造式，由静态陈述改为动态描述，立个像”。并具体指导贾传宇记者率先垂范，采写出高质量的稿子进行评析。同时配合孔副总编，多方抓好各类报道的宏观调度和局部微调，改进版面、栏目编排，使好新闻明显增多，报纸面貌也日趋变新。1986年开展全省好新闻评选以后的前三年，本报只有5个二三等奖，而1989年在全省好新闻评选中所获一二三等奖总数便相当于前三年的获奖之和。

随着报纸的增刊，宣传报道的内容也不断扩展。我们除加大力度报道好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及所倡导的重大典型；紧密配合市里开展的“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发展”的大讨论、“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等中心工作，及时约请部门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撰稿，在报纸上有计划地安排刊发多项“系列谈”及开展各种征文活动外，还先后与市经委联合，开展了济宁市“十佳经济新闻人物”“十佳青年企业家”评选活动；与市教育局联合，开展了济宁市“十佳校长、十佳班主任、十佳教师、十佳教育工作者”的评选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报纸宣传对于经济建设、社会生活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出现了往往报纸一出版，就争相购买、阅读的新局面。

在此期间，我们还努力扩展了报社的外联工作。受党组委派我先后参与苏鲁豫皖接壤地区近二十家市地党报发起成立了新闻协作促进会，参与山东省十七家市地党报成立了全省市地报研究会。在每年举行的年会上，与兄弟报社的同行交流办报经验，共谋发展良策。其间我与孙鸿泰主任就改革一版的体会共同撰写的《让指导性与可读性有机结合》的论文，就曾在这两个年会上交流，后被省《青年记者》刊发。我还应邀赴沧州参加了中国地市报研究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研究会理事；赴徐州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地市报经验交流会。并在这次会上宣读了我根据本报改进采编工作撰写的论文《突出发展轨迹，办出活的特色》，受到《中国报刊报》副总编张芬之等与会专家的赞肯。通过上述多项外联活动，不仅与济南、青岛、徐州、开封、沧州等二十多家市地报社，而且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社、中国新闻出版社、新华社国内部等上级新闻机构的诸多专家，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通过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也促进了本报宣传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

至1992年，作为四开四版小报在艰难竭蹶中虽已办到周四刊，但仍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面对这一境况，如何改旧局、破常规，大步快上，把我们的党报事业推向时代发展的前沿？人们在期待。而就在此之际，当年8月，市委对报社领导班子作了调整。

调整后的报社领导班子，共有六名同志组成。除我的职位作了提升，任“两副一总”之外，原党组书记、社长王金俊和一名老副社长、副总编留任，另有三名新调进和提拔的同志，分别担任副社长、副总编和纪检书记。接着党组开会作了分工。明确我的职责是，协助书记、社长抓好报社的全面工作，主管报纸的编采业务。另有副社长、副总编孔祥仁和副总编孙玉才两同志，分别负责做好报纸的编审工作和采通工作。当时我觉得，报社主要的大量的工作是办报，领导班子中只配有两名副总编，业务领导明显偏少。我提议并经党组同意，设两名总编助理，接着又由我和两位副总编提名，研究确定了编委会组成人员。随后，我先后主持召开了总编办公会和编委会，给两位总编助理分了工，分别协助搞好编务和外采；初步划定了“两会”职责，议定了“两会”工作制度。

新班子如何开创报业发展的新局面？我与王书记首先就此进行了沟通，在形成初步设想的基础上，接着召开党组会，就报纸如何改版增刊问题引导大家展开讨论。通过议发展大势，论自身条件，大家虽然都感到本报从一诞生就“胎里弱”，现在只有40多名采编人员，而且缺资金、缺设备，要大步快上确有不少难处。但又认为，我们总不能做条件的奴隶，而应积极创造条件奋力赶超。会议一致决定：要攻克重重难关，跃身起跳，快速发展，到来年将报纸改为对开四版大报，增至周六刊。

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要再打一场向高档级进军的高难度攻坚战役。

目标确定，立说立行。为了掌握改版增刊的基本套数，我与王书记及两位副总编先后率领八九个中层骨干，分南北两路，到办大报、出日刊较早的兄弟报家学习考察。我领的是北路，先后到了济南、青岛、沧州、廊坊四家市地报社，请他们介绍了办大报、出日刊的经验，了解了他们的机构设置和工作流程。王书记领的是南路，也跑了三四家报社。学习考察结束后，在中层干部会上统一作了汇报，引导大家认真领略其经验做法，联系本报做好思考。其间，我还邀请了老同学、淄博日报总编辑刘同信到本报社，就改大版、出日刊应注意掌握的问题，在全体人员大会上进行了讲授指导。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报社情，几经酝酿讨论，制订了本报改版增刊的实施方案。决计以改革的精神，抓紧做好各项准备。

首先是组织准备。面对人员少、需岗多的情况，党组决定，通过内调外聘尽力扩充业务力量，按照大报的需要重新设置部室，将原四个部室改设为九个部室，即：总编室、经济部、政文部、文艺副刊部、通联部、时事新闻部、广告部、发行部和办公室；改革干部委任及人员组合办法，实行中层干部聘任制和部室人员“双向选择”制。对此，我与王书记一起，预先制订了专题工作方案，作了大会动员。在中层正职竞聘工作中，先发动个人申报，然后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让申报人逐一发表竞聘演说，由与会人员现场评判划分，最后选择票数最多者，当场宣布聘定职务，随后颁发聘书。接下来便是部室主任按照工作需要选兵，一般工作人员依照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择部室。此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绝大多数同志都选得了理想的岗位，情绪高涨。但也有极个别同志在“双选”中落了空档，一时情绪反常，闹出个意想不到的险情。接着我们对其进行了安抚教育，又到有关部室做了些工作，才得以安排妥当。

接下来是业务准备。我主持总编办公会和编委会研究决定，改变原小报的结构布局，按照大报一版要闻、二版经济、三版政文、四版时事和广告的设计，规划了各版应刊载的内容要点、栏目设置及编排要求；以综合组版、统一运作的要求，明确了各部室的职能职责，并初步拟订了相应的运转程序和工作制度。

同时，为解决资金、设备问题，王书记主持召开了社长办公会议，进行谋划安排。通过争取市里支持和借贷，筹集资金130多万元。与北京新华社联系，购置安装了地面卫星接收系统；到上海购置了大型轮转胶印机。报市物价部门批准，制定了新的报价。做好了时事新闻接收和印刷发行的各项准备。

在此情况下，我与两位副总编又主持进行了三期改版试刊。终于自1993年元月1日起，将《济宁日报》由四开四版小报周四刊，顺利地改为对开四版大报，增至周六刊。使济宁市级党报结束了一连9年的小报头脸、小步行程，在追赶全省报业发展势头中，跨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省委和市级主要领导题字表示祝贺。

然而，在跨出一大步后能否站稳脚跟继续前进，这仍然令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在报纸改版增刊期间，我除多次与两位副总编及两位助理会商，强化各个关口的把守外，我自己几乎连日连夜地跟班巡察。一方面具体掌握各道工序的进程，摸索新的运行规律，从稿件选编到版面组划，从审校定版到制版印刷，对每道工序的工效和接转时间，我都有详细记录。一方面发现哪个环节出问题，便及时帮着解决。开始我发现，随着版面的扩大和昨日新闻的增多，一版的组划定版往往因为当晚不知道有几篇待发而未到的急稿，或对政务报道中某些领导人的排序拿不准，以致现问现查等，拖得很晚。便接着作了一项规定，凡派出搞重大应急报道的记者，对需要次日见报的，必须于当晚8点前与夜班编辑联系，说明大体成稿字数，以便预留版面；同时又按照市领导成员的变化，重新编印了市几大班子领导人姓名、职务、排序表，将其发到各部室，以便随时查对。由此消除了疑问，加快了一版的组划进度。其间我还发现，新增设的时事部的同志，对稿件的选排拿不准，存有畏难情绪，我便帮着他们作了研究。指出，在选排时事新闻稿件时，总的应掌握先国内后国际，先政治经济后文教体育；对国际新闻，则应先举足轻重的大国后中小国家，先中国周边国家后离得较远的国家。另外，对于中央在某个时期特别重视而在国际上又产生呼应和反响的事情，则应适当强势处理。并具体帮着他们进行了两期示范性选排，使其很快掌握了操作要领。对校对室的同志，在工作量加大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校对工效，也作了相应的指导。如此连续夜以继日地操持，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各个环节的工作基本理顺了，我也累得病倒住了院。在医院里挂着吊瓶，头脑一清醒就又挂念着出报工序的运行，结果住了没几天就急着出了院。当看到报纸出版已转向正常运作时，我把攥的心才算松开了。

在报纸改大版的第二年，又由孔祥仁副总编与李木生主任领着，创办了以文艺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大副刊《星期天刊》，真正实现了日报日出。并为创办晚报作探索，由侯高寅主任领着办起了《七彩生活报》，丰富了宣传内容。同时，我还协助社长将报纸邮发改为自办发行，实现了采编印发一条龙，使《济宁日报》成为全省既手段完备又有较大影响的七家市地大报之一。

在1993年至1994年，为搞好大报的出版和宣传，我与两位副总编一起多次召开编委会研究，着重抓了两项工作。一是抓紧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通过综合兄弟报家的经验，结合本报实际，先后制订了《编辑部工作岗位及职能》《编采工作流程及有关规定》《编采人员考核奖惩办法》《新闻业务选优评劣办法》、夜班值勤制度及各类广告占用版面的有关规定等。而且边制订边落实，规范了报纸出版模式。在这些规章制度中，改革编采人员考核奖惩办法最费力。为打破大锅饭，体现多劳多得，开始是对每个编辑记者按职称确定基本分，对不同体裁、版位的稿件定出评分标准，实行的是“见报记分，超基本分奖、低基本分罚”的办法。结果考核工作比较繁琐，难以落实。其间因认为评分不当，还出现了个别青年人找分管的副总编闹事的情况。我得知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又通过多方做工作，此事方告平息。事后，我召开总编办公会，总结经验教训，对考评办法作了改进。又主持制订了《编采人员考核奖惩修订补充办法》。将按职称确定基本分，直接考核到人的做法，改为将全部工作量科学分解，按人头确定各编采部室的基本工作定额，月末见报计分，实行编辑部与部室“两级考核、二次分配，稳定基本奖、好稿外加奖”的办法，不仅使考评工作便于操作，而且有效地调动了部室和个人两个积极性。

二是努力提高宣传质量。当时我与王书记商量，制定了“面向读者，面向市场，主旋律高，可读性强”的办报方针，并围绕提高宣传质量采取了多项措施。我与孙玉才副总编及总编助理一起，从稿件的采组上加强了新闻策划，以搞好重点报道为主攻点，努力增强党报的指导性。如，1993年春对市委组织开展的“解放思想换脑筋”大讨论活动的报道，就改变了上年同类报道按系统部门设题、挨次组采的做法。我们根据市委提出的在讨论中要解决的几个重点问题，亲自设计出诸如“形势大好，能盲目乐观吗”“加快经济发展，领导决策思想应如何转变”“放开搞活非国有经济成分，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吗”等七组栏目，分别组采稿件。每组都以设问式语句作大型栏题提出问题，再配以典型、言论作答。紧密配合大讨论的进程，在一版要位依次刊发，既醒目又活脱，引导大讨论步步深入，受到市委领导的表扬。同时，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及时组织采发有针对性的报道。如1994年7月19日，济宁市区一度大面积停电、停水、停气，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生产和生活，市民们议论纷纷。就此，李飚记者及时采写了题为《昨日电、水、气怎么啦》一篇报道，于次日一早在一版见报。稿件文字虽然不多，却反响很大。有多名读者来信说：“《济宁日报》一则昨日新闻，化解市民疑问”“《济宁日报》查社情，解民意，真是越办越好”。同一期间，我与孔祥仁副总编及总编助理一起，认真研究改进版面设计，搞好栏目布局。与田学孝主任研究增加图片新闻。并坚持参加每天定时的编前会，检查上期报纸的编排情况，会商确定下期的报道内容和版面安排，确保了报面质量的稳步提高。也收到多名读者的来信，称道“《济宁日报》力求办活，让人耳目一新”。还有一些外地人员想订阅本报，其中枣庄市一位乡镇干部在来信中说：“前不久我看到几张贵报后，感到贵报无论从版面、文章还是编辑水平都不同于其他市地党报，很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想成为贵报的长期读者。”我从这些来信中选取有代表性的4件集纳成一期《报社工作》，加了“按语”发到各部室，强调读者的这些来信，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期待，我们万万不可满足现状，还要继续努力提高办报质量。

身在领导位，工作头绪多。就在1992年下半年我们紧张地筹备改版增刊之际，又按照市里统一部署，开始评聘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当时因报社副高指标缺额较多，在开评之前，我和纪委书记李云到市职改办找赵、李两位主任，要求增拨副高指标。怎奈他们都说：“副高指标确实没有了，想要，可给您两个正高指标。”我知道地市级报社一直未开评正高职称，便说：“正高指标我们用不上，还是想法给调剂几个副高的吧。”他们说：“实在没办法，要不要您看着办吧。”在话头逼到这绝处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先要了两个正高指标，心想即便本单位用不上，也可想法跟别的单位调换。哪知也巧，回来后经向省新闻职改办请示，正好那年上级同意市地级党报开评正高，这真是天降机遇。于是报社推荐我们三个已履行副高职务五年的同志，申报晋升正高职务。结果我与孔祥仁同志两人经中评委通过上报，并由此为报社腾出了两个副高名额，使问题稍有缓解。

不过，个人在庆幸之后，作为总编辑仍有心事。那就是，不久前进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虽然解决了部分人员的问题，但就整个编辑部来讲，因市里给的指标少，事情办得仍然很不理想。如何突破这一难关做到职、岗、人三者相符？一时成为我重点思考的大问题。对此，我与王书记商量。哪知王书记对此已有个大胆的设想，他提出，鉴于报社高中级指标历史欠账多，改版增刊后供求矛盾更加突出的情况，咱索性根据岗位需要和人员实际，对新闻等系列高中级职称实行内部评聘制。党组的同志同意他的这一提议，便决计照此行事。1993年秋，报社成立了以王书记和我为正副组长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坚持内部评聘与国家正常化评聘相结合，与国家规定的各档级评聘条件及所履工作岗位相一致。我主持考评办公室，先依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对学历和各类业务成果确定了统一的划分标准。然后根据个人提供的材料和证件逐一进行考评划分，加上通过民测得出的政治、人品表现分数，一并张榜公布。再综合考虑其他应备条件，选取合格者报领导小组评审确定。除按上级拨给的指标择优等额上报，参加国家组织的正常化评审外，对未能上报内部评定的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与参与国家正常化评定的人员一起，均由报社统一聘任，享受同等待遇。这样经过几个月努力，共评聘新闻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20多人。对少量政工、经济、图书、财会系列的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也以同样的方法进行了内部评聘。由此不仅较好地解决了供求矛盾，而且使所评聘的专业技术职务更符合岗位需要和人员实际，有效地激发了技术骨干的积极性。

在主要搞好报纸编采业务、兼管抓好职称评审工作的同时，我作为党组副书记、副社长，还积极配合书记、社长抓好报社的全面工作。报社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我协助书记订措施，带头讲党课；报社搞自办发行、广告经营，我协助社长抓组建，抓激励政策的制订和落实，千方百计扩发行、增收入。有时书记、社长不在家，发现哪里有问题，便主动靠上做工作。其间，由于市里拨款一直较少，而广告业务又竞争厉害创收不多，随时解决资金缺口便成了家常便饭。再加有些环节缺乏沟通，便往往出现一些挠头的事儿。一次王书记到外地出发，报社的资金运转遇到困难，连出车加油的钱都支付不出了，眼看要误大事。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分管副社长傅华一起，召集办公室、财务科和广告部的同志开联席会议，说明了难题，与大家共商解决办法。经过互通情况，了解到广告部只有少量存款，因未到规定时间，不同意转交。我劝解广告部的同志要顾全大局，在正常情况下坚持按规定办事是对的，但在当前就得要特事特办。要先拨转两三万元，确保报社的正常运转。同时我也强调，办公室和财务科的同志要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大家要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与会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自任“两副一总”后，我不仅在社内工作忙了，而且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多次参加“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全市中青年优秀人才”的评选、副县级干部的考选及市政协组织的调研、视察活动等。常是一事未了另一事又接踵而至，致使我整个日程都排得满满的，而对自己家中的事便很少顾及。而就在这期间，我一次到青岛参加全省报纸总编辑会议，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突发重病，由于我预先思考安排不周，待返回后他老人家已病得神志模糊不胜药力，以致未来得及很好治疗竟去世了，这使我造成极大的痛悔！我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又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

1995年，我们在总结前两年报纸编排和运作的基础上，针对在某些方面还存有小报痕迹的情况，为适应形势发展，决计进一步改革版面，完善大报管理体制。我与王书记及两位副总编第二次率领有关部室主任，兵分三路到省内外十多家兄弟报社进行了考察学习，回来后讨论制订了本报深化改革的方案。

这次改革从改进版面入手。对此，我与两位副总编综合各方意见深入构思，做了一整套设计。明确提出，报纸编排要消除小报气息，进一步向开放型、服务型和规范化方向发展，既要多方增强党报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又要力求满足多层次读者的需要，切实办出大报特色。围绕这一总体要求，除在《星期天刊》前增加4个新闻版，使周末变为8版外，要着重解决好报道内容的选发和版面编排问题。做到：一版，作为要闻版，在格调上体现“新而重”。以刊发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市里重大活动和重大典型为主，增发国内外重大时事新闻；减少一般会议报道，必要时将其纳入《政务信息》专栏。同时，提高时效性，凡当天结束的重要会议或活动类报道，都要于第二天见报。二版，作为地方新闻综合版，在格调上体现“广而深”。主要刊发本市各条战线有影响的典型和带有思辨性的深度报道；办好《经海透视》专栏，并要根据阶段性工作需要，多编组一些临时性专栏。三版，作为专刊版，在格调上体现“专而活”。除增设《鲁地大市场》《文化生活》两个专版外，还围绕理论、法制、农科、教育、港澳台信息、报刊文摘、书画摄影、读者来信、信息服务等，设计了十多个相对固定的专栏。这些专栏大至半版，小至四分之一版，或每周一至二期或两周一期，相互搭配，轮番刊发。四版，作为时事版，在格调上体现“快而精”。一般时事新闻要编得短小精粹，并力争每期都有一至二个小专栏。同时就整体来讲，努力办好各版的言论栏目。多发图片新闻，使报纸文图并茂。并有组织有计划地采发一些群众关心的社会新闻和批评性报道，以强化舆论监督。通过以上改进，使报纸宣传重点更加突出，领域更加开阔，而且信息量更大、昨日新闻更多了，再加《星期天刊》越办越好，使整个报纸更具有大报风范，版面也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脱了。

随后，根据版面改革的需要，我们又对部分业务部室作了调整。将工交部和财贸部合并，成立工贸部；将党群部、科教部和理论部合并，成立政文部；增设区域专版编辑室。使采编力量相对集中，部室设置更加合理。并根据所承担工作量的大小，确定了各部室的人数和主任职数。接着我与王书记一同主持，按照定岗定员的要求，采取“民主推荐、公开竞选”的办法，聘任部室主任上岗；以“人事两宜、双向选择”的办法，优化了部室人员组合。同时，进一步加强了规范化管理。我主持修订和完善了从各部室职能职责、各版内容安排，到运行程序、考核奖惩等一整套规章；健全了大夜班制度，修订了各类加班、夜班的补助标准。还学习外地经验，主持推行了内部稿酬编辑费制度，适当加大了对重点深度报道和“六好”作品的奖励幅度；重新拟稿，细化了各类差错及其纠正的奖罚办法。由此，既按新的管理体制规范了运作，又进一步调动了广大采编人员采编重点稿件、争好创优的积极性，促进了报纸质量的全面提高。

随着大报体制的健全和报社人员的增多，当时的办公、印刷和住宿设施越来越不适应，如何扩展地盘创建报社新区的事儿便提上了日程。其间，我随王书记等一起几经查看，确定在东闸、后铺之间征地30多亩，计划西部为办公区，在靠近交叉路口处建高层的济宁报业大厦；东部为生活服务区，扩建宿舍。怎奈经过出外考察，建报业大厦需要5000万元资金，而市里每年只拨给报社30万元的事业费，要筹集起来难度很大。我们向市政府打了增拨基建经费的申请报告，我和王书记又几次找市领导请求给予支持，迟迟没有回音。一次在时任市长参加的年度新闻工作例会上，我们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王书记讲到建大厦总体需要5000万元，我们请求市里按70%增拨基建费，其余由报社自筹时，市长竟一口回绝。市长那里没说通，几天后我俩又去市财政局找局长。谁知他们这一关更难过，他说:“你们原先打的报告我都看了，别说按‘七三’开让市里拨款啦，就是倒过来也不行！”如此，我们跑了好多趟，看着在近期兴建报业大厦的事儿实在没了希望，便又研究确定，在新征地块的东部由个人集资先建两座宿舍楼。不久便完成设计动了工。两年后，102户的两座宿舍楼建成，由于正赶上按政策福利性购房最后“一班车”，使职工们节省了好大一笔开支。

在征地扩建报社新区的同时，为推进报业的发展，我与王书记还一同筹划，向市委领导打了创办《济宁晚报》的报告。但鉴于跑了几次一直未得到市委的批复，再加当时国家对报刊整顿抓得越来越紧，难以争取到全国统一刊号，致使创办晚报之事也拖了下来。

1996年，遵照上级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报社党组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了“两学”活动。坚持每周拿出两个半天的时间谈感受、找差距。前后历经近三个月，先后召开了三次由全体人员参加的学习交流会。开始由王书记带头讲体会、作动员，结束时由我作总结。通过这一活动，进一步增强了采编人员的基本功和业务水平。1997年又结合贯彻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组织报社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和《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开展了“做文明记者、创文明单位”的活动。制订和实施了《文明记者公约》和《“文明单位”行为规范及奖惩办法》，并定期检查，务求将争创措施落实到各个环节和岗位，大大促进了报社人员的思想作风建设。

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学习和争创活动为抓手，进一步推进报纸宣传质量的提高。围绕保导向、炼作风，我主持总编办公会，一方面更加注重了新闻策划。如1996年冬，根据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情况和我市中心工作的进展，先后三次调整重点报道选题、更新阶段性栏目，使宣传更加突出重心，贴近实际。1997年，又紧紧围绕邓小平同志逝世、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三件大事，分别作出周密安排，每次都是大信息量和多角度的强势报道，形成了三次宣传高潮。另一方面，组织记者开展了“深层探宝百家到，沿边捡翠千里行”报道活动。同时加大措施，强化了各类稿件的选组和审校把关制度，杜绝了有偿新闻和各类重大差错的发生。

在这之后，我们按照国家《报纸质量管理标准》及《实施细则》，继续带领采编人员在全面提高报面质量上下功夫。我发现作为报纸旗帜的言论较前偏弱，便发动采编人员、邀约社外知名人士，围绕党的工作重心和社会生活的需要，积极撰写言论或呐喊助势或进行疏导，结果很快奏效。省阅评小组在1998年春第一、二两期《新闻阅评》中，连续对本报刊发的《济宁，面对新的思想解放》等系列评论员文章和《关注图书精品奖》的小言论提出表扬。我和孔副总编还针对某些同志编组稿件较粗糙的情况，选择实例作示范，引导编辑在编组稿件、栏目和版面时精心提炼，巧妙组合。特别是对重要稿件和新闻标题，更要悉心编制。即便对一般文字，也“不能光抡‘斧头’凑版面，需要时也要拿起‘针线’进行精细串连”。同时，继续鼓励争出好版面，积极倡导在版式编排、标题字运用和栏头尾花等方面的设计创新，运用上乘的作品和各种组划手段，再树整个报纸的新形象。

苦其心志作领队，奋力攀进终有成。由于我们坚持不懈地抓发展，持之以恒地争创优，又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不仅使报社开扩了地盘，壮大了产业，而且使报纸扩版增刊，上了个大台阶，宣传质量也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山东省好新闻评选，在全省40多家市、县党报和行业报每年只有6个一等奖的情况下，本报在1992年至1997年的6年中，就有5年每年都获得1个一等奖，所获一二三等奖总数，也在全省17家市地党报中一直位居前三名。省阅评小组抽检报面审读划分，每年都进行五六次，本报新闻稿件、照片和版面三项，每次平均都在96分以上。1998年在全省报面综合评比中，又进而获得“十佳报纸”的殊荣。

回想起，我自1983年底至1998年5月退居二线，先后参与创办和领办复刊的《济宁日报》，共15个年头。这15年，是我们济宁日报人继承先烈遗志，同心协力，攻克一道道难关，使《济宁日报》从“寄人篱下”到独立发展、从全省市地党报的“小弟弟”到成为具有完善大报风范“十佳”气质的15年。这15年，也是在报社党组的集体领导下，在克难攻坚的征途中，我与同事们一起，为《济宁日报》的早日复刊及早期发展、为报社乃至全市新闻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市报基础设施的创建而奋斗不息的15年。在这当中，我衷心感谢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更深知自身责任的重大，丝毫不敢懈怠。其间虽然遭受了诸多困顿和劳苦，致使身体过早地苍老衰退，但想到能把自己黄金年华的全部精力奉献给党的新闻事业，便问心无愧，而且感到自足自乐。

现在，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对《济宁日报》的亲情未变。报社现今领导班子年富力强，识高志壮。相信在其领导下，《济宁日报》会办得更好，使这株“巨松”更枝繁叶茂，高耸云霄。于此，我也热切地祝愿同志们，在长年紧张的工作中注意锻炼养身，都能像松柏一样健壮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