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培运 满涛

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当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儒家，但它并未强加给我们什么。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儒家思想源于我们当初的实践，又高于这个实践；它一经形成，就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实践，加重了我们原本就有的那种性质，最终形成了所谓“国民性”。

与西方民族在神话中度过自己的童年不同，我们在“人话”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盘古开辟、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这些晚至战国甚至三国时期才整理出来的“神话”，其实也算不上神话：天地是开辟出来的、天破了可以补、太阳可以射落、月亮上好不容易有了个女性，还是人跑过去的。相比之下，我们的“人话”非常翔实：“圣人”总是应运而生，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伏羲氏结绳为网、神农氏教民耕稼、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夫民，神之主也。”一切都不过“人事”而已，这足以说明，我们这个民族，一开始就世俗透顶。

这种性质的民族，需要并因此产生怎样的“理论”呢？

应该说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并非只有一种理论可供我们选择。

自然、社会和人生，所有的思想家都思考这些问题。思考的角度不同，结论也就不同。

如果从“宇宙与生命”这样宏大的角度出发去思考 ，即使今天，面对浩瀚的宇宙，人类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渺小甚至无谓；在古代，这种感觉只会更加强烈。的确，生命体从它获得生命的那一刻起，就必然面临着衰老疾病和失去生命等“无量众苦”；人作为“有情”众生之一，能够清楚地意识这种必然，更加重了这种“苦”；无生命体就没有这种“苦”。有鉴于此，如果人们“觉悟”到这样的“真谛”：生命体之间、生命体和无生命体，本质上都一样（今天，我们可以将“一样”表述为“运动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在整个宇宙演化史上，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微粒，他们可能因“觉”而“舍”——对所有问题持“放下”态度。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大体上也这样思考：“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一知半解不如浑然无知，所以应该“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小国寡民”“结绳而治”——尽管有点灰心躲懒，老子并没有完全“放下”。

思考的角度大体一致，为什么有人彻底“放下”了、而老子仅仅部分的“放下”呢？这是生存环境决定的：老子是楚人，楚地比起北方要“宜居”些，但饥寒威胁依然切实存在；如果楚地像古印度一样温暖湿润遍地野果，他一定会彻底“放下”——从事玄想的前提是不被冻死饿死。从本质上讲，“放下”的理论产生于热带（或南亚热带），它也只能在这种环境中传播，一旦进入寒冷地带，它就会发生质变。

这种“放下”的理论传入中国稍晚，但即使它与“半放下”的道家同时出现，也无法满足我们这种俗人的需要。首先，如上所述，我们天生俗不可耐，并且十分“执着”：“人”很了不起，既然已经生身为人，总得好好活好好过吧？其次，我们真的无法像候鸟一样迁徙，天上又不掉馅饼，即使我们“半放下”，一场滚滚而来的北极寒流，也足以让我们乖乖地把“放下”的重新捡起来，除非我们准备“放下”生命。我们需要另样的理论。儒家来了，它从我们这些俗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人生和社会也就是个人的“活法”和群体的“过法”问题，其代表人物孔子推送了“责任活法”和“中庸过法”，引导我们自觉地勤学上进干好本职、不走极端妥协互让——那些玄之又玄的问题，暂时搁置，大家“敬鬼神而远之”，办好这辈子的事再说。

不得不说，比起“涅槃”或“无为”，孔子的这种“活法”和“过法”，源于我们又高于我们，表达了我们的心声，我们当然选择它。所以，不是孔子把这一套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需要这一套；不是我们被“儒化”，而是我们天生就很“儒”（很“俗”的体面说法），孔子的理论只是提高了我们“儒”的自觉性而已；他未曾给我们背上“原罪”的十字架，却给“原俗”的我们套上一副人情世事的“项链”，这副项链上的每一粒“珍珠”，都采自我们自身，孔子只是把它们串联起来罢了——历史上（例如秦朝和晋朝），我们几度甩掉了这副“项链”，但事实证明那样我们会很惨，于是只好让它在我们那俗气的“思想之脖”上“独尊”。两千多年来，在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到底“儒”成了什么样子？我们真的只是“丑陋的中国人”和麻木的“看客”吗？若真的如此，为什么我们可以“腾飞”？看来我们还有别人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看来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国民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