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如果长期因某种事物而温馨不止，那么其幸福指数也会不断地攀升。近40年来，我与《济宁日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这片沃土的滋养下，我在各种体裁特别是文学体裁的创作道路上不断前行。

20世纪的80年代，我在嘉祥县满硐公社（后改为乡镇）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对各种报刊特别关注。1983年12月末的一天，我在公社党政办公室里忽然发现了几张4开4版的报纸，一看报头是《济宁日报》，顿时眼前一亮。

我心想：投稿又多了一个“近门子”，太好了。当时竟然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不知天高地厚，贸然给《济宁日报》编辑部去了一封贺信。

写信的意图，不光是表示祝贺，还想让编辑老师们知道，在嘉祥县偏远山区的一个小公社，有一个爱写写画画的“土记者”。也正是情缘所定，我不断地给并不认识的报纸编辑投稿。那些稿子经过编辑的精心修改，使我见报的稿子逐渐增多。

那个年代，乡村的通讯员能在报纸上发表稿子的，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相当不简单的，“有两把刷子”。这不光使我充满了成就感，也使我得到了不少赞誉。

1986年2月20日，《济宁日报》发表了我写的报道《嘴上没毛，办事也牢》，反映的是我们满硐公社党委在推行干部任用制度改革中大胆启用能力强的青年干部的事儿。读到报纸后，不光党委书记对我大加赞赏，那位被启用的青年干部商圣福更是对我倍加感激，直说他的事迹能在报纸上发表是一辈子的荣幸。而那一刻，我暗暗感激报纸编辑对我的厚爱，能使我的稿子在较为醒目的位置刊登。

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稿子不断增多，感动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宣传委员，他授意机关两位写报道的通讯员，把我坚持写稿的事给报道一下。

我知道了这件事，一直在劝阻，但没有挡住，结果，一篇题为《为党的宣传事业尽心尽力——记嘉祥县满硐乡文化站长兼报道组长张庆余的事迹》，在1992年1月4日《济宁日报》第二版中间位置发表。我深知这又是报社编辑对我的了解和厚爱。

后来的《济宁日报》，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地改版，版面、栏目越来越丰富，对我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我从起初单纯写新闻报道，渐渐转为新闻、文学等多种体裁的稿子都写，命中率都不算低，慢慢成了写作上的“多面手”。其中，发表在1995年3月19日的《也说“济宁作家群”》、2005年12月26日的小戏曲《杀猪示信》、2007年2月16日一版显要位置的《新春三祝》、2018年10月19日5版显要位置的“改革开放40年·《我家的衣食住行：梦想变现实》”等作品，都曾经引起较大反响。

我在不同时期的《济宁日报·周末刊》《星期天刊》《黄土地》《文化周末》周刊的发表散文、民间故事等作品，我都认真集存起来。每当闲暇的时候，我就翻出来细细阅读，那又是另一种温馨和快慰。

2017年5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文化周末》主编成岳老师的邮件，要我参加《济宁日报·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选》首发仪式和作者见面会。我喜出望外，欣然前往，还领到了厚厚的一套上、下卷的这部读本。书中收录了我的文章，这套精美的读本，成了我和很多读者珍贵的藏品。

近些年来，我学会了使用电脑打字，给写作带来更高的效率。在网络文学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既保持了向纸媒投稿的习惯，也向网络平台投稿，作品“产出率”也越来越高。

2020年，我把多年来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筛选，整理成了文集，定名为《乡情乡音》，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被收入的作品中，在《济宁日报》特别是《文化周末》发表过的占了相当大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