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发于《美文》杂志2023年01期的短篇散文《下沉干部》，写出了下沉干部深入社区参与24小时全封闭疫情值守，大半个月不能回家，不便洗澡，搭帐篷、睡地铺，与物业、社区人员和居民朝夕相处的故事。

其间交织着送儿子出国，帮居民找狗等叙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作者满涛，既是一名作家，又是资深媒体人，双重学养的浸润，让他建构出《下沉干部》这样一篇短小精悍，又寓意丰富的散文。

在如今这段阅读时光，新闻与文学的分野日渐模糊。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也曾试图对新闻和文学进行区分，他得到的结论是：文学的内容大于新闻。

我们读新闻，意味着对其完全消费，如人物、时间、事件、结果，一清二白；而文学的概念明显更加宽泛，存在某种不可被消耗的内核。至于这种内核到底是什么，本雅明语焉不详。

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更加难以找到答案。如今的新闻写作几乎吸收了所有文学创作的特点，新闻人在副刊等阵地创作出高度文学化的作品，引人入胜；与此同时，小说和散文作家也借鉴非虚构的写作视角，对虚构的情节进行弱化。这就造成了一种内容的同质化。

作为媒体人的作家满涛，散文写作的视角跳出了这种新闻与文学风格之间的纠葛。

《下沉干部》的写作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读后或许会让熟悉作者本人和其职业的读者会心一笑，这一特点就是他对自己文本写作的解读。

如“有人送来满满一大盆羊肉豆腐犒劳我们（都被老李端走了）”“幸好准备充分（保证书、录取通知等）”“过了两天，张经理又做了拿手的葱油‘瓜搭’（类似油饼）”等，括号内的文字，充当了前文的注脚，是作者本人对文字的解读，亦是一种补充和娓娓道来式的评说。

实际上，在中国古典世情小说中，评论家和作者间的互动十分常见，甚至密不可分。如《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有脂砚斋批语近三千条，平均每回有四十条之多，而这些批语大致可以为三类：一是对曹雪芹生平和家世背景的介绍，二是对文本情节的引申解读，三就是对后文情节的透露。

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一定不会错过脂砚斋的批语，其中的“剧透”，是对写作者创作的巨大补充。而据说曹雪芹本人，同样因为脂砚斋的建议，修改了大量文字。

这种“共生”关系，默契十足，也证明了评论家评说的重要性。满涛在文本创作的过程中，一个人担当起了作者和评论家两个角色，以独立的评说对文本进行解读，这是《下沉干部》带给我们的一大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短篇散文中的纪实性。文学的“非虚构”，在广义上仍允许有部分虚构内容，因为作者往往不是当事人，在采访、采风过程中的口授亦或被采访者的口口相传，理论上存在着叙事上的空缺和中断，这就必然导致了文本作者的虚构和想象。

满涛作为下沉社区参与工作的当事人，在写作时刻意保留了大量亲身经历的内容，这种文体其实介于新闻与“非虚构”的文学创作之间，比广义上的“非虚构”更加真实，比传统的新闻写作，则是多了更多叙事和想象。

散文是小而精的题材，大多数散文和短篇小说是美的，从中国的古典文本一直延续至今。更准确地说，即便结局不甚完美，散文和短篇小说作者，往往也会用另一种代偿机制，来对文本的叙事进行弥补。

如家喻户晓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是爱情悲剧故事，但在文章最后，仍有一对从坟墓中飞出的蝴蝶。这一对蝴蝶，正是作者对现实无奈的补偿性虚构。看到蝴蝶破茧而出，我们会认为这对苦命情侣最终成双成对了，心里也会得到一丝安慰。

来到近现代，这种代偿机制逐渐消失，文本作者开始关注生命个体，在写作时往往少了这种补偿性虚构，更加注重和呈现现实。

在《下沉干部》中，作者写“隔壁小区不时传来危情，眼看着大白和大巴车连续两天将人带走隔离。起因是一个居民在小区里摆摊卖菜，结果本人是阳性，导致整个小区成为高风险区。受此影响，我们小区刚红火了三天的小超市又关门了”。

或许在读者眼中，这种真实的场景不够“美”，但在笔者看来，满涛的叙事真实而凌冽，有直达内心的力量，这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美丽。换句话说，真实的叙事有时候也很浪漫，这是满涛作为新闻人的浪漫，更是满涛作为作家的浪漫。